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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打一条转眼即可让人忘掉色调花纹的很难留下印象的领带。他摘掉眼镜，用手帕慢慢擦拭两侧镜片，重新戴回。
“本人负责监督这场考试。”本人，他说，“试卷发下以后，请扣在桌上别动。等我说好了，再翻过来答题。差十分到时间时我说最后十分钟，那时请再检查一遍有没有无谓的差错。我再说一声好了，就彻底结束，就要把试卷扣在桌上，双手置于膝盖。听明白了么？”
沉默。
“千万别忘记先把名字和准考号写上。”
沉默。
他又看一次表。
“下面还有十分钟时间。这个时间我想给大家讲几句话，请把心情放松下来。”
几声“吁——”泄露出来。
“我是在这所小学任教的中国老师。”
是的，我就这样遇上了最初一个中国人。
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国人。这也难怪，毕竟那以前我一次也没遇到中国人。
“这间教室里，”他继续道，“平时有和大家同样年龄的中国学生像大家一样刻苦学习……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对吧？”
沉默。
“不用说，我们两国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相似之处，既有能够相互沟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沟通的地方。这点就你们的朋友来说也是一样，是吧？即使再要好的朋友，有时候也不能沟通，对不对？我们两国之间也是一回事。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处。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这是……第一步。”
沉默。
“比如可以这样想：假定你们小学里有很多中国孩子来参加考试，就像大家坐在这里一样，由中国孩子坐在你们书桌前。请大家这样设想一下。”
假设。
“设想星期一早上，大家走进这所小学，坐在座位上。结果怎么样呢？桌面到处乱写乱画满是伤痕，椅子上粘着口香糖，桌子里拖鞋不见了一只——对此你们会有何感觉呢？”
沉默。
“例如你，”他实际指着我，因我的准考号最小，“会高兴吗？”
大家都看我。
我满脸通红，慌忙摇头。
“能尊敬中国人吗？”
我再次摇头。
“所以，”他重新脸朝正面，大家的眼睛也终于看回讲桌，“大家也不要往桌面上乱写乱画，不要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不要在桌子里面乱来。明白了么？”
沉默。
“中国学生可是会好好回答的。”
明白了，四十个学生答道。不，三十九个。我口都没张开。
“注意：抬起头，挺起胸！”
我们抬起头，挺起胸。
“并怀有自豪感！”
二十年前的考试结果，今天早已忘了。我能想起的，唯有坡路上行走的小学生和那个中国老师，还有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
那以后过去了六七年——高三那年秋天，一个同样令人心情舒坦的星期日下午，我和班上一个女孩走在同一条坡路上。我正恋着她，至于她对我怎么看则不晓得，总之那是我们的初次约会，两人一起走在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我们走进坡梅正中间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在那里我向她讲起那所中国人小学。听我讲完，她嗤嗤地笑了起来。
“真是巧啊，”她说，“我也同一天在同一考场考试来着。”
“不会吧？”
“真的。”她任凭冰淇淋滴在咖啡杯薄薄的边口，“不过好像教室不同，没有那样的演讲。”
她拿起咖啡匙，往杯里定定地看着，搅拌了几次咖啡。
“监考老师是中国人？”
她摇头道：“记不得了。想都不会想到那上面去的。”
“没有乱写乱画来着？”
“乱写乱画？”
“往桌子上。”
她嘴唇贴着杯口，想了一会儿。
“这——写过画过没有呢？记不清了。”说着，她微微一笑，“毕竟是以前的事了。”
“可桌子不全都干干净净崭新崭新的么？不记得？”我问。
“呃，是啊，好像是的。”她显得兴味索然。
“怎么说呢，感觉上有一种滑溜溜的味道，满教室都是。说我是说不明白，就像有一层薄纱似的。这么着……”说到这里，我用右手拿住咖啡匙的长柄，沉吟片刻，“对了，桌子是四十张，全部崭新崭新，黑板也漂亮得很，墨绿墨绿。”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没有乱写乱画？想不起来了？”我又问了一次。
“跟你说，真的想不起来了。”她笑着回答，“给你那么一说，倒也好像那么做来着。终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也许她的说法更合乎情理。任何人都不至于记得什么好几年前往哪里的桌子上乱写乱画过没有。事情早已过去，何况原本就怎么都无所谓的。
把她送回家后，我在公共汽车中闭起眼睛，试着在脑海中推出一个中国少年的形象——一个星期一早在自己桌子上发现谁的涂鸦的中国少年。
沉默。
3
高中位于港街，于是我周围有了不少中国人。虽说是中国人，也并非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并非他们具有共同特征。他们每一个人之间固然千差万别，但这点无论我们还是他们都完全一样。我常常想，人的个体特性之奇妙，真是超越任何范畴任何概论。
我所在的班上也有几个中国人。成绩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性格有开朗的，也有沉闷的；住处有堪称气派的，也有光照不好的一个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且厨房亦在里面的，各种各样。但我和他们之中哪个人都不怎么要好。总的说来我不属于那种不论跟谁都要好得来的性格，无论对方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他们当中的一个十多年后同我偶然相遇，这点我想稍后再说为好。
舞台转到东京。
按顺序——我是说除掉没怎么亲切交谈过的中国同学——对于我来说的第二个中国人算是大学二年级那年春天在做课余工的地方认识的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大学生。她十九，和我同岁，个子不高，换个角度，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我和她一起干活干了三个星期。
她干活非常热心，在她影响下我也干得挺热心。不过从旁看她干活的样子，似乎我的热心同她的热心本质上截然不同。就是说，我的热心是“既然至少在干什么，那么或许有热心干的价值”这种含义上的热心，而她的热心则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很难表达确切，总之她的热心里有一种奇妙的紧迫感，仿佛她周围所有日常活动都因了这热心而得以勉强合为一束并得以成立。所以，大多数人都跟不上她的工作节拍，中途气恼起来。直到最后也不发一句牢骚而同她搭档干下来的只有我这样的人。
说是搭档，其实我和她起初几乎没有开口。我搭过几次话，但看上去她对交谈没有兴致，我便注意再不说什么。和她第一次像样地开口说话，是一起干了两星期之后。那天上午她约有三十分钟陷入一种精神危机，这在她是头一回。起因是作业顺序出现了一点混乱。若说责任的确是她的责任，但在我看来这类失误是常有的。不过一时马虎大意罢了，任何人都在所难免，但她却像不这样认为。一条小小的裂缝在她的头脑中逐渐变大，不一会竟成了无可奈何的巨大深渊，她一步也前进不得。她一句话也不说，完全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那
样子使我联想起夜幕下缓缓沉入大海的轮船。
我停止作业，让她坐在椅子上，一根根分开她紧握的手指，给她喝热咖啡，随后告诉她不要紧，根本不用担心，又不是来不及了，错了重来也耽误不了什么，即使耽误了也并非世界就此终止。她眼神怅怅的，但还是默默点了下头。喝完咖啡，她似乎多少沉静下来。
“对不起。”她低声道。
午饭时间我们简单聊了一会，她说自己是中国人。
我们做工的场所是文京区一家小出版社的又黑又小的仓库，仓库旁边淌着一条脏兮兮的河。工作简单、乏味、忙碌。我接过账单，按上面的册数把书运到仓库门口，她给书打捆并核对底账，就是这样的活儿。加之仓库连个暖气设备影儿也没有，为了不至于冻死，我们不得不一个劲儿劳作。那不是一般的冷，我想在安科雷季机场打临时工怕也不过如此。
午休时，我们去外面吃热些的午餐，暖和身子，一起呆呆地度过一个小时。午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身体暖和起来。不过在她那次精神危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