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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是暖暖的，天是蓝蓝的；树上还没有褪尽那早春的绿意。小外孙女正在屋后狭长的花园里忙着把自己那片小小的花床弄得松软一些；斯金纳太太看在眼里，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她希望琼的脸色不要那么苍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错误地把这孩子留在热带地区。这么小的年纪，成天板着脸，从没见她蹦蹦跳跳的天真样儿。这时，小女孩正悄悄地独自玩着游戏，给花圃里的花浇水。斯金纳太太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前襟，然后拿起手套，走下楼来。
凯瑟琳坐在窗前的写字台边，忙着整理几张名单，因为她是妇女高尔夫俱乐部的名誉秘书，碰到有竞赛的时候，就会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可即使这么忙，她还是早就准备好了参加宴会。
“你最终还是穿上这件套衫啦，”斯金纳太太说。
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就为凯瑟琳到底应该穿这件套衫还是那件黑绸衫讨论了好一会儿。那件套衫黑白相间，凯瑟琳觉得比较时髦，不过不太像服丧的样子。但米莉森特却赞成穿这一件。
“我们干吗都要穿得像刚从葬礼上回来似的，”她说。“哈罗德都死了八个月啦。”
斯金纳太太觉得这话听着有点儿不顺耳。米莉森特从婆罗洲回来以后，举止态度都不太正常。
“你不会现在就脱掉丧服吧，亲爱的？”她问道。
米莉森特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
“现在人们服丧跟从前不一样啦，”她说道。她停了一下，继续说话。她说话的语气，斯金纳太太觉得很是奇怪。凯瑟琳也明显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也用不解的眼神瞟了姐姐一眼。“我敢肯定，哈罗德也绝不会要我永远为他服丧的。”
“我早就穿戴好了，因为我有事要跟米莉森特说，”凯瑟琳答道，算是对母亲那种怀疑眼光的回应。
“哦，是吗？”
凯瑟琳没有解释。她把那几张名单放在一旁，皱起眉头，把一位女士寄来的信又读了一遍。那位女士在信里投诉委员会不公平，竟然把她应得的让棍数目从二十四减到十八（根据高尔夫球赛规则，以击棍数较少者胜出。业余球员与正式球员比赛，业余球员可以将其击棍数减去让棍数，以其相减的差数与正式球员的击棍数相比。例如：业余球员击棍78下，减去让棍数18下，所得为60下；正式球员必须少于60下才算赢过业余球员，否则即使实际击棍少于业余球员也算输。）。作为妇女高尔夫俱乐部的名誉秘书，必须具备相当的智慧。遮阳篷使屋子里感觉阴凉。斯金纳太太戴上她那副崭新的手套，看着哈罗德生前托她保管的那只硕大的、染得光彩照人的木制犀鸟；她觉得这个标本有点儿奇特，而且粗野，但哈罗德却对它十分珍爱。它带有一点宗教的意味，连卡农·海伍德也对它倍加赞赏。沙发靠着墙，墙上是几件马来人的土制武器，但她忘记了它们的名称。几张随手放置的小桌上，到处摆放着哈罗德在不同的场合送给他们的银器和铜器。她以前一直喜欢哈罗德，因此两眼不由自主地移向钢琴上方，那上面原本有他的照片，旁边还有她两个女儿、外孙女、姐姐和外甥的几张照片。
“唉，凯瑟琳，哈罗德的照片哪儿去了？”她问道。
凯瑟琳环顾四周。照片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
“有人把它拿走了吧，”凯瑟琳说。
她惊讶而疑惑地站起身来，走到钢琴边上。几张照片的位置已经重新安排过，它们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空缺。
“也许米莉森特想把它拿到自己的卧室里去吧，”斯金纳太太说。
“我早就该发觉的。再说，米莉森特已经有好几张哈罗德的照片了。只是她把它们都锁起来了。”
女儿没有在自己的卧室里放一张哈罗德的照片，斯金纳太太对此感到十分奇怪。她曾经跟她提起过这件事儿，但米莉森特并没有理会她。从婆罗洲回来以后，米莉森特就一直不爱说话；斯金纳太太想对她表示一下同情，但是看见她这个样子，也就不再想表示什么了。她好像也不大情愿谈起自己痛失丈夫的遭遇。悲伤，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斯金纳先生就曾经告诫过自己的夫人，对待米莉森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一个人独处。一想到自己的丈夫，斯金纳太太就转念想到，他们该动身去参加宴会了。
“你爸问我，我是不是觉得他应该戴一顶大礼帽，”她说。“我说，我觉得保险起见，还是戴上比较好。”
那场花园宴会的排场会很大。大家会品尝到博迪糖果店的草莓香草双色冰激凌，而且还有海伍德家自制的冰咖啡。社会各界名流都会参加。宴会的主人要向客人们介绍香港主教，那位主教这几天就住在卡农·海伍德的家里，因为他是卡农上大学时的老同学。这次，他还要作一个演讲，谈谈他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斯金纳太太的一个女儿也曾经在东方度过八个春秋，她的女婿又曾经是婆罗洲一个地区的驻地长官，所以她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当然，在那些跟殖民地之类的事情毫无关系的人们看来，这种演讲虽然有趣，但并不像对她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
“只了解英国的人，怎么可能对英国有真正的了解呢？”斯金纳先生这样说过。
这时，斯金纳先生走进房间。斯金纳先生子承父业，也是一名律师，在林肯律师学院广场（林肯律师学院广场（lincoln inn fields），伦敦最大的公共广场。）开了几家事务所。他每天早上到伦敦市区去上班，傍晚回家。他能陪夫人和女儿去参加卡农家的宴会，那得感谢卡农明智地把宴会选定在星期六。
斯金纳先生穿着燕尾服和灰色花呢裤子，十分精神。他并不刻意讲究穿着，但很干练。他看上去像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事务的辩护律师，而且他确实做得不错。他的事务所从来都不受理哪怕有一点点不正经的业务；如果有客人请他解决一些不大体面的麻烦事情，斯金纳先生就会变得一脸的严肃。
“我想，本事务所是不太有意承办这类案件的，”他会说。“您最好还是另请高明吧。”
他拿过一个便条簿，在上面刷刷地写下几个名字和地址。他撕下一张纸来，递给对方。
“如果我是您，就会去拜访这几个人。如果您提到我的名字，我相信他们会尽力为您帮忙的。”
斯金纳先生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头顶也全秃了。他那苍白而单薄的嘴唇紧闭着，但蓝色的眼睛里却透出一份羞怯。他的两颊没有血色，脸上满是皱纹。
“我看见你穿上那条新裤子了，”斯金纳太太说。
“我觉得这样的场合挺合适，”他答道。“我在想是否要在翻领上别一朵花呢。”
“要是我的话，就不别那种东西，爸，”凯瑟琳说。“我觉得那样子太难看了。”
“许多人都别花的，”斯金纳太太说。
“只有小职员那种人才会别花呢，”凯瑟琳说。“你也知道，海伍德会请各种各样的人来参加；再说，我们还在服丧呢。”
“我不知道在主教作完演讲之后，会不会要大家捐款哦，”斯金纳先生说。
“我想不太会吧，”斯金纳太太说。
“我觉得要真是那样，就有点儿损了，”凯瑟琳附和地说。
“保险起见，还是准备一下比较好，”斯金纳先生说。“到时候，我就代表我们一家人来捐。可我不知道捐十个先令够不够啊？还是必须捐一个英镑？”
“我觉得要么不捐，要捐就捐一个英镑，爸，”凯瑟琳说。
“我会见机行事的。我不想比别人捐的少，但也没有理由捐得比别人多。”
凯瑟琳把文件放进写字台的抽屉里，站起身。她看了看手表。
“米莉森特准备好了吗？”斯金纳太太问道。
“还有的是时间。人家请我们四点钟去，我想我们没必要赶在四点半之前到场（按照英国人参加宴会的习惯，客人一般会比请柬上写的时间晚一些到达。）。我吩咐过戴维斯，四点一刻把车开过来。”
往常都是凯瑟琳开车，但像今天这样的大场合，不妨就让花匠戴维斯穿上制服，权当一回司机吧。这样汽车开到门口，派头会大一点。再说，凯瑟琳穿上那件新的套衫，自然也不太愿意自己开车。她看见母亲把手指一根根地往新手套里伸，不禁想起自己也该戴一副手套。她闻了闻自己的手套是不是还留着肥皂味儿。还好，只有一点味儿。她相信没有人会察觉到。
房门终于打开了，米莉森特走了进来。她穿着寡妇的丧服。斯金纳太太对她的这身打扮很看不惯，但她知道在这一年之内，米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