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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眼光落在那叠钞票上。明天把这些不需用的、讨厌的钱分发给工人倒挺好，可是白白给工人钱也不行，如果这样做，他们下一次会再来要。况且工厂里总共有一千八百多名工人，他们的妻子和儿女还没算在内，那么这一千五顶得了什么事？要不，就这么办：从这些写信来告帮的人们当中，挑出一个不幸的、对美好的生活早已失去希望的人来，把这一千五送给他。这笔钱会象晴天霹雳似的把那个可怜人惊得目瞪口呆，说不定他会生平第一次感到幸福。安娜·阿基莫芙娜觉得这个想法倒也新奇有趣，使她着迷。她就从那叠信里随意抽出一封，看了一遍。有一个姓恰里科夫的十二品文官早已失业，害着病，住在古兴家的房子里，他的妻子得了痨病，有五个年纪很小的女儿。安娜·阿基莫芙娜对恰里科夫住着的那所古兴家的四层楼房子是很熟悉的。啊，那是一 所难看的、朽坏的、于健康有害的房子！
“我就把这笔钱送给恰里科夫好了，”她决定。“我不打算派人送去，还是我自己走一趟，免得多费口舌。对，”她想着，把那一千五放进衣袋里。“我去看一看，也许可以给那些小姑娘想点办法呢。”
她高兴起来，就拉了拉铃，吩咐套车。
等到她坐上雪橇，已经傍晚六点多钟了。各幢厂房的窗子里灯光明亮，因此这个大院子显得很黑。大门旁边，院子深处，靠近仓库和工人宿舍的地方，都点了电灯。
这些幽暗阴沉的厂房、仓库、工人所住的宿舍，安娜·阿基莫芙娜都不喜欢，看着害怕。那幢主要的厂房，她在父亲去世以后只去过一次。那些架着铁梁的高天花板，那许多转得很快的大轮子，传送带，杠杆，那种尖利刺耳的嘶嘶声，钢板的磕碰声，斗车的吱吱嘎嘎声，蒸气粗嗄的声响，那些苍白的或者通红的，再不就是扑满煤灰而乌黑的脸膛，那些汗湿的衬衫，那些由钢、铜、火焰放出的亮光，那种油脂和煤炭的气味，那种时而火热、时而冷飕飕的风，在她心上留下了地狱般的印象。她觉得那些轮子、杠杆、炽热而嘶嘶响的汽缸似乎极力要从它们的羁绊里挣脱出来，打死那些工人；而工人们呢，带着操劳的脸色，听不见彼此所说的话，跑来跑去，在机器旁边忙忙碌碌，仿佛极力要阻止它们可怕的活动似的。他们把一个什么东西指给安娜·阿基莫芙娜看，恭恭敬敬地对她解说一番。她记得在锻铁车间里，人们从火炉里拉出一块烧红的铁来，有一个头上扎着小皮带的老人和另一 个身穿蓝色工作服、胸前挂着表链、带着气愤的脸容、多半是个工头的年轻人抡起锤子砸那块铁，砸得金黄色的火花往四下里飞溅，过一忽儿，她面前就哗啷一响，摊开一大块铁板。老人笔直地站在那儿，面带笑容，年轻人用衣袖擦着汗湿的脸，对她解说着什么。她还记得在另一个车间里有个独眼的老人在锯一块铁，铁屑纷纷撒下来；有一个头发棕红色的工人戴着黑色眼镜，穿着满是窟窿的衬衫，在旋床旁边干活，用一块钢制造什么东西，那旋床在轰响，尖叫，呼啸，闹得安娜·阿基莫芙娜直恶心，好象有个什么东西正在钻她的耳朵。她瞧着，听着，什么也不懂，好意地微笑着，觉得难为情。你靠这个企业吃饭，从它那儿拿到几十万卢布，可是你却不了解它，也会喜欢它，这是多么奇怪啊！
至于工人宿舍，她一次也没去过。听说那边潮湿，有臭虫，人们生活放荡，乱七八糟。事情很奇怪：为了整顿宿舍，每年花掉成千的卢布，可是工人的状况，如果相信匿名信上的话，却一年比一年糟。……“父亲在世时，事情倒还有点条理，”安娜·阿基莫芙娜坐着雪橇走出院子，心里暗想，“因为他自己做过工人，知道该怎么办。我却什么也不懂，光干些蠢事。”
她又感到烦闷，不再因为出门而高兴了。她想到那个幸运者将眼见一千五百个卢布象从天而降般地落在他手里，她就不再觉得新奇有趣了。家里那个价值百万的企业正在逐渐瓦解、垮台，宿舍里的工人生活得连囚犯都不如，而自己却坐着雪橇去找什么恰里科夫，这实在是在做蠢事，欺骗自己的良心。附近那些布厂和纸厂的工人们成群地沿着大道走着，或者在大道附近穿过田野，往城里有灯火的地方走去。寒冷的空气里响起笑声和畅快的谈话声。安娜·阿基莫芙娜打量着那些女人和小孩，忽然想去过一过他们那种简单、粗陋、艰难的生活。她清楚地想起很久以前，人们还管她叫阿纽特卡①，她还是个小姑娘，跟她母亲躺在一个被窝里的时候，住在隔壁房间里的洗衣女工在洗衣服，从附近那些人家，隔着薄薄的板壁，传来哄笑声、叫骂声、孩子的啼哭声、手风琴声、旋床和缝纫机的嗡嗡声。她的父亲阿基木·伊凡内奇差不多什么手艺都会，一点也不在乎这种拥挤和吵闹，只顾在火炉旁边焊接什么东西，或者画什么草图，刨什么东西。她恨不得按从前跟她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所做的那样，洗衣服，烫衣服，跑商店，跑酒铺才好。她应该做工人，不应该做老板！她那幢吊着枝形灯架和挂着画片的大房子，她那个穿着燕尾服、留着象丝绒般柔软的唇髭的听差米宪卡，尊严的瓦尔瓦鲁希卡，善于逢迎的阿加芙尤希卡，那些几乎每天来向她要钱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总是使她心中惭愧的青年男女，还有那些文官，医师，那些用她的钱办慈善事业、当面恭维她、背地里却因为她出身低微而看不起她的太太们——对她来说，所有这一 切是多么乏味，多么格格不入啊！
这时候雪橇驶过铁路的道口和城门。随后是房屋和菜园轮流出现，最后，雪橇来到一条宽阔的街道上，著名的古兴家的房子就在那儿。平时这条街上安安静静，而现在正是节 日的前夕，因而热闹得很。小饭铺和酒馆里人声嘈杂。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不是住在本地区而是住在市中心的人坐车路过这条街道，他所看到的就全是些肮脏的人、喝醉的人、骂街的人，然而安娜·阿基莫芙娜从小就住在这一带，因此眼下在人群中不断地认出她去世的父亲，她母亲，她伯父。她的父亲是个性子温和、随随便便的人，有点喜欢幻想，无忧无虑，满不在乎，他既不喜爱钱财，也不喜爱荣誉，更不喜欢权势。他常说，做工的人没有工夫考虑过节 ，到教堂去。要不是因为妻子，他大概永世也不会斋戒，到了斋期照样吃荤食。可是她的伯父伊凡·伊凡内奇正好相反，他性格执拗，对待一切与宗教、政治和道德有关的事，他总是十分古板，不留情面，非但督促他自己，而且督促他所有的职员和熟人。走进他的房间而不在胸前画十字，那可万万使不得！如今安娜·阿基莫芙娜所住的那个富丽堂皇的住宅，他平日总是关门上锁，只有在大节期，来了重要的客人，才开门，他本人呢，住在帐房里，占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摆满了圣像。他热中于旧教派，经常在自己家里招待旧教派的主教和神甫，其实他是按照东方正教的仪式受洗，举行婚礼，埋葬妻子的。他的弟弟阿基木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可是他不喜欢这个弟弟，因为弟弟为人随随便便，他把这种随随便便叫做头脑简单，傻里傻气。他还嫌他弟弟对宗教太冷淡。他亏待这个弟弟，把他当做工人，每月发给他十六个卢布。阿基木对哥哥尊称“您”，遇到请求宽恕的节日就带着全家人跪在他面前。不过伊凡·伊凡内奇在去世前三年跟弟弟亲近起来，原谅了他，而且吩咐人给阿纽特卡请来一个女家庭教师。
古兴那所房子的门道又黑又深，臭烘烘的，贴着墙壁可以听见男人的咳嗽声。安娜·阿基莫芙娜在街上下了雪橇，走进院子，向人打听第四十六号住所文官恰里科夫家该怎样走。
人家就指引她走向右边最远的一扇门，从那儿登上三层楼。院子里也好，最远的那道门边也好，甚至在楼梯上，都有一种跟门道里同样难闻的气味。在安娜·阿基莫芙娜的童年时代，她父亲只是个普通工人，她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后来环境改变了，她还是以慈善家的身份常来走走。狭窄、肮脏的石头楼梯，高高的梯级，把每层楼隔开的梯台，吊在楼道上的油污的挂灯，空气中弥漫着的臭气，楼梯口房门边放着的洗衣盆、瓦罐、破旧衣服，——这一切她早已十分熟悉了。……有一扇房门开着，可以看见房内有些戴着软帽的犹太裁缝正坐在台子上缝衣服。安娜·阿基莫芙娜在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