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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托芙小姐叫大家都回到大厅里去。进去以后，她声音颤抖地告诉大家，说她几天前从收音机上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美国，美国已经对日本宣战了。“有了美国人站在我们这边，中国很快就会赢得着场战争的胜利。”说完，她教大家跟她一起鼓掌。为了让她高兴，我们都面露微笑，假装大家都相信这是个好消息。那天晚上，格鲁托芙小姐把她从北京联合医学院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其他消息一并告诉给教师和厨子夫妇。
“北京人的骨头失踪了。”
“毁坏了吗？”潘老师问。
“谁也不知道，四十一个远古人类的骨头完全失踪了。骨头本该用火车运到天津，然后通过一艘美国船从天津运到马尼拉，但是船沉了。有人说装骨头的箱子根本没有搬上船。他们说日本人截下了火车。他们以为箱子里不过是些美国兵的东西，因此就把箱子扔到铁道上，让火车碾碎了。如今谁也不知道到底真相如何。不管怎么说，都是坏消息。”我听着她的话，觉得自己的骨头仿佛都被掏空了。开京所有的心血，他最后一次到考古坑，牺牲了生命——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我想像着那些细小的头骨片跟鱼儿一起漂在海水里，慢慢沉到海底，鳗鱼从上面游过，沙子渐渐将它们埋在下面。我又看到骨片被当作垃圾扔下火车。军用卡车的车轮碾过，把骨片轧成比戈壁滩上的砂石大不了多少的碎片。我觉得那些骨头就像是开京的骨头。
第二天，日本人来把格鲁托芙小姐带到战俘营去。格鲁托芙小姐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可她没有试图逃跑。“我决不会主动离开我的学生，”她对我们说。她的衣箱早已理好，她带上了旅行用的帽子，帽带系在脖子上。五十六个女孩子站在大门口，哭着跟她道别。“潘老师，别忘了上使徒课，”她临登上卡车车厢前，回头叫道。“别忘了告诉其他人，教他们传福音。”我觉得她的告别词很是奇怪，别的人也一样迷惑不解，最后，还是潘老师揭示了她话里的秘密。
他带我们来到大厅，来到一位使徒的雕像前。他拧动雕像的手，里面露出一个洞，那是他和格鲁托芙小姐挖的，他们把金银钱财和在北京的毕业学生名单都藏在里面。过去的一个月来，他和格鲁托芙小姐两个人一直在忙着这件事情，天天干到深夜。她在每尊塑像里都只藏了一小部分自己多年的积蓄。这么一来即便日本兵发现其中一尊里面的钱，他们这些不信教的人，也不大会从几百座塑像里找到其他藏有钱财的神像。
万一育婴堂一带环境变得很危险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把学生带到北京去，每次带四五个人分批走。到了北京，他们可以投奔从前的学生或是学校的老朋友。格鲁托芙小姐已经跟这些人取得了联系，他们都同意，若是时机到了，我们只需要通过无线电通知他们我们什么时候到，他们愿意帮助我们。
潘老师给我们每个人——老师，帮工和四个年纪较大的学生——分配了一座使徒像，教我们分其中的救急款。打从格鲁托芙小姐离开的那天起，潘老师就教我们练习，记住哪座塑像是哪位使徒，塑像里哪个部位木头挖空了藏着钱。我以为每个人只要记住自己负责的使徒像就可以了，可是于修女说：“我们应该大声叫使徒的名字，呼唤他们来保护我们的财产。”我们不得不反复诵读这些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彼得，马太，约翰，雅各一，雅各二，安德烈，腓力，多马，西门，达太，巴多罗买。叛徒犹大没有塑像。
格鲁托芙小姐离开我们以后，大概过了三个月，潘老师决定我们也该走了。日本人知道山里藏着共产党，很生气，想通过屠杀附近村里的人把共产党引出来。于修女告诉我和高灵，说日本兵对许多纯洁少女犯下了无法言喻的罪行，有些孩子才只有十一二岁。各地都有这种事发生，天津，通州，还有南京。“有些女孩他们没当场杀死，后来她们自己都不想活了，要自杀，”她又说。我们想像得出那种种惨状，即便于修女没有明说，我们也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算上四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我们一共有十二个顶事的人。我们用无线电通知格鲁托芙小姐在北京的朋友，他们说京城沦陷，但局势还算是稳定，让我们等他们的消息。因为火车并不是每天都开，若是我们在路上被困，分散在不同地方成好几天得等着怕是不妥。潘老师给我们排了顺序：第一组由王嬷嬷带队，她们可以告诉大家路上情况如何，再后面是四个大点的学生带领孩子们走，再接着是厨子老婆，王老师，厨子，高灵，我，于修女，最后是潘老师。
“为什么你留最后？”我问他。
“因为我会用无线电。”
“你也可以教我用无线电。”
“还有我，”于修女和高灵也说。
我们争执不休，都抢着要留到最后。为了把危险留给自己，我们都很不客气地互相批评。潘老师眼睛不好，一个人留下不行。于修女耳朵不好。高灵脚不好，还怕鬼，一慌就乱了阵脚。虽说我也有种种缺点，可最后却决定让我留到最后，好让我尽量长时间地陪在开京墓旁。
如今我总算可以坦白，最后那几天我真的是吓坏了。我负责四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二。虽说自杀的念头令我感到片刻的安慰，但坐以待毙却令我神经紧张。每当一群孩子离开，育婴堂里都越发显得又大又空，人的脚步声也越来越响。我生怕日本兵会来，发现了无线电，把我当成间谍，严刑逼供。我给孩子们脸上抹上灰，教她们，万一日本人来了，要把头脸抓破，假装有虱子咬。每个小时我都要向耶稣和如来佛乞求一遍，别管哪路神仙，保佑我们就好。我给宝姨的照片上香，去开京的墓，跟他坦白诉说我心中的恐惧。“我的骨气哪去了？”我问他。“你说我性格坚强。我的坚强都哪去了？”
最后剩下我们几个，单独呆了四天以后，听到无线电里传来的消息说：“快来，火车开了。”我赶紧去告诉几个孩子。这时我总算见到奇迹出现了，只不知这是西方上帝保佑呢，还是中国神仙帮忙。我惟有谢天谢地，幸好几个孩子都肿着眼睛，眼角还流绿脓。她们眼睛只是有点轻微感染，但看上去十分吓人，谁也不会想去碰她们。我很快想出主意来打扮自己。我把早上我们喝剩的粥倒了一些出来，把稀的米汤倒出来往脸上，脖子上，手上抹了个遍。米汤干了以后，我就变成了个粗手粗脚，相貌难看的老村妇。我又把剩下的米汤倒到个暖瓶里，里面又倒上些鸡血。我命孩子们把鸡窝里剩下的鸡蛋全拿来，连臭蛋也要，都放进篮子里。就这样，我们打扮整齐，走下山坡，去火车站。
我们出门才走了百来步，就见到一个兵。我放慢了脚步，就着暖瓶喝了一口。那个兵站住不动，等我们走近了才拦住我们。
“你们去哪里？”他问。我们五个人都抬起头，我看得出他脸上流露出恶心的神情。孩子们抬手抓头。我未曾开口，先朝手绢上咳嗽一阵，随后把手绢折一折，特意让他看见上面沾着血痕的痰渍。“我们到集上去卖鸡蛋，”我说。我们举起篮子给他看。“您要不要来几个？”他马上挥手叫我们过去。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我又喝了一口米粥鸡血汤，含在嘴里。我们又被拦下来两次，我两次都大咳特咳，吐出肺结核病人特有的血痰。身旁的小孩子瞪着满是绿脓的眼睛抬头看着。
就这样，我们到了北京。我从车窗里看到高灵在站台接我们。她斜眼看我下车，好容易才认出我。一走上来，她嘴巴张得老大，惊问：“你是怎么了？”我最后又往手绢上咳嗽一口，吐口血。“哎呀！”她大叫着退后一步。我立刻开怀大笑，笑得都停不下来了。我乐疯了，终于可以松口气，总算安全了。
高灵跟我抱怨：“这些天来我都担心死了，你就知道开玩笑。”
我们把孩子们安置在从前学生的家里。接下来的几年里，有的结了婚，有的去世了，有的把我们当作义父义母来拜访。我和高灵住在瓷器口老墨店的后房。还请潘老师和于修女来跟我们同住。至于说高灵的丈夫，我们都但求那家伙早已送了命。
如今墨店是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