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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的地方从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能出现在山那边的远方，出现在人们生活随意的地方。比如在美国，那里的人们淘金，抢劫邮政火车，把一群群牲畜惊得四处逃窜穿过无边无垠的原野，谁在那里杀印第安人多最后就会赢得漂亮姑娘。这是我们在爱迪生影院所看到的美国：漂亮姑娘要奖给最优秀的射手。这样的奖品有什么用？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要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美国，谁射杀女孩子多，谁到最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英俊的印第安人做奖品，我也只得相信有这么回事。无论如何，这就是远方的世界。在美国，还有在我集邮册里出现的其他奇妙的地方，在巴黎，在亚历山大，在鹿特丹，在卢加诺，在比阿里茨，在圣莫里兹，神圣之人钟情那些地方，彬彬有礼地你争我夺，失败、放弃战争、漂泊，在大雨滂沱的城市，他独自坐在林阴大道旅馆那昏暗的酒吧里把酒，生活随意。就连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里，大家也总在探讨主人公生活随意，为爱而死，或者是为某种崇高的理想而死，或者是心力交瘁而死。这些皮肤晒得黝黑的拓荒者也是一样，在加利利的某座山岭，随意生活。我们这地方，无人为耗尽体能、单恋或理想主义而死，人们不是随意地生活——不光我的父母，所有的人。
我们有一条铁打的规定，不买任何进口商品，要是能够买到相应的当地产品就不买外国货。但是，当我们来到坐落在欧发迪亚和阿摩司街交界处奥斯特先生家开的商店时，我们得选择是买犹太合作社塔努瓦做的基布兹奶酪，还是买阿拉伯奶酪。阿拉伯奶酪是附近小村庄利夫塔自制的还是进口货，可就难说了。的确，阿拉伯奶酪便宜一点。但是你要是买阿拉伯奶酪的话，是不是就有点背叛犹太复国主义了呢？有时，在某基布兹或者是莫沙夫，在耶兹里埃尔谷地或者是加利利山峦，一个超负荷劳作的拓荒者姑娘坐在那里，或许眼中含泪，给我们包着希伯来奶酪——我们背弃她去买异族人的奶酪？我们有心肝吗？另一方面，要是我们抵制阿拉伯邻居的产品，我们便会加深并将永远持续两个民族之间的仇很。我们将要为日后的流血冲突负有部分责任，天理不容。确实，谦卑的阿拉伯农民，质朴，诚实，在土地上耕作，其心灵尚未遭到城市生活不良习气的污染，堪称托尔斯泰笔下淳朴而心地高尚的农民们的黑兄弟！我们岂能没有心肝背弃他粗制的奶酪？我们岂能如此冷酷地去惩罚他？为了什么？因为不老实的英国人和邪恶的上流社会人士派些农民来反对我们吗？不是的。这次我们决定买阿拉伯村庄里产的奶酪，顺便提一句，其味道确实比我们合作社的奶酪味道好，价钱也便宜一点。但是，另一方面，谁知道阿拉伯奶酪会不会不够干净呢？谁知道他们那里的奶制品店是个什么样子？要是得知，太迟了，他们的奶酪有病菌怎么办？病菌是我们最可怕的梦魇之一。就像反犹主义，你从未真正把目光投放在反犹主义或者是病菌上，但是你非常清楚地知道它们在四面八方等待着你，看是看不到的。确实，我们谁都未曾看到病菌的说法不确切，我就看到过。我曾长时间地有意盯住一块旧奶酪，直至突然开始看见数以千计的小东西在上面蠕动。就像耶路撒冷的引力，那时的引力比现在大多了，病菌也又大又壮。我看到它们了。在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里，顾客之间可能会爆发小小的争论：买还是不买阿拉伯农民的奶酪？一方面，“慈爱自家中始”，所以只买合作社的奶酪是我们的责任；另一方面，“这律法是为你们和你们当中的寄居者”，所以我们又购买阿拉伯邻居的奶酪，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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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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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想一想托尔斯泰怀着蔑视来看待这些人，他们买这种奶酪而不买那种奶酪只是因为宗教、民族或者是种族有别！那么普遍价值呢？人道主义呢？兄弟情意呢？但是，就为了少花两毛钱去买阿拉伯奶酪，而不去买为我们利益而奋斗的拓荒者们做的奶酪，何等的可悲，何等的软弱，何等的心胸狭隘！可耻！可耻而丢脸！不是可耻，就是丢脸！整个生活如此可耻，如此丢脸。
还有另一个典型悖论：人们该不该送花庆祝生日？要是该送，送哪种花？唐菖蒲价格昂贵，但是有文化韵味，有贵族气派，能够传情达意，不是带有野生气的亚洲杂草。我们可以随意挑选许多银莲花和仙客来，可是过生日，或者庆祝图书出版送银莲花和仙客来不合适。唐菖蒲拥有独奏会、盛大宴会、话剧演出、芭蕾舞、文化活动那种韵味，表达出深沉、纤细的情感。于是，我们就送唐菖蒲。不问价钱。但问题是送七枝是不是有些过？五枝是不是有点少？或许送六枝？或许干脆就送七枝好了。不问价钱。我们可以在唐菖蒲周围放一圈石刁柏，送六枝。另一方面，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时了？唐菖蒲？而今哪儿还有送唐菖蒲的？在加利利，拓荒者相互送唐菖蒲吗？在特拉维夫，谁人操心唐菖蒲？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它们浪费钱财，四五天就枯萎了。那么我们该送什么呢？送盒巧克力怎么样？一盒巧克力？甚至比唐菖蒲更为滑稽可笑。或许最妙的主意是拿些纸巾，要么就是一套小杯托之类刻有花纹的银制品，把手挺可爱，上热茶时用，这倒不是虚饰的礼品，它们既美观又非常实用，不会把它们扔掉，而是会用上几十年，每当使用它们时，也许会在刹那间想到我们。
到处可见欧洲那个应许之地的各种使者。比如说小矮子，我指的是白天支撑百叶窗使之敞开的小个子男人，那些小小的金属造型。每当你想关上百叶窗，你将它们旋转，于是整个夜晚它们倒悬着头。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是这样被倒挂在那里的。那是恐怖的一幕，可怕的一幕，恐怖和可怕的并非他们被绞死的事实，他们罪有应得，恐怖和可怕的是他们头朝下被绞死。我有点同情他们，尽管我不该如此。你发疯了吗？同情墨索里尼？与同情希特勒几乎一模一样！可是我试验过，我用双腿夹住墙上的一根管子，大头朝下，几分钟过后，血液全部涌向头部，我感到犯晕。墨索里尼及其情妇被那样倒挂在那里不仅仅是几分钟，而是三天三夜，是在他们被处决之后！我认为那是极其严酷的惩罚。即便是对刽子手。即便是对情妇。并非我对情妇这一概念一无所知。在那年月，整个耶路撒冷一个情妇也没有。有“女伴”，有“伴侣”，有“具备双重含义的女朋友”，甚至有各种各样的风流韵事。有这样小心的传说，比如说，车尔尼安斯基先生和鲁帕汀的女友之间有一腿，我的心怦怦直跳，意识到“有一腿”是个神秘致命的表达方式，将甜蜜、可怕、丢脸的东西隐藏起来。可情妇呢？全然是《圣经》上的东西，比生活伟大的东西。不可思议。也许在特拉维夫有这样的东西，我认为，他们总是拥有我们这里不存在或者被禁止的东西。
我差不多是自己开始读书的，那时我还很小。我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那时的夜晚比现在的漫长，因为地球自转速度比较缓慢，银河系比现在自在。电灯光惨淡昏黄，经常因停电而中断。直至今日，冒烟的蜡烛或煤油灯的气味让我产生读书的愿望。由于英国人在耶路撒冷实行宵禁，晚上七点我们就被限制在家里。即使没有宵禁，在那时的耶路撒冷谁愿意摸黑出去？一切关闭得严严实实，石街分外空寂，每个经过那狭窄街道的路人都要拖上三四个影子。即便没有停电，我们也总是生活在黯淡的灯光下，因为节约至关重要。父母把四十瓦的灯泡全部换成了二十五瓦的，不光是为了节约，主要是因为灯光明亮造成一种浪费，浪费是不道德的。我们这套小房子总充斥着人权的痛苦：为了印度饥饿的孩童，我得把我盘子里的东西吃得一干二净；从希特勒地狱里活过来的幸存者，被英国人运送到了塞浦路斯的拘留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