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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小伙子们粗犷热心，少言多思，姑娘们高大强壮，坦率自律，他们看起来什么都懂，什么都理解。他们了解你，了解你为何羞怯不安，他们依然深情、严肃，满怀敬意地待你，不把你当孩子，而是把你当成人，尽管是小一号的成人。在我眼中，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强悍，认真，老成持重，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讥讽嘲弄的歌，唱肆无忌惮的贪欲之歌；要么就是疯狂地跳舞，仿佛超越了肉体。但是他们也能够享受孤独与内省，能够露宿户外，睡帐篷，从事艰苦的劳作，唱着“我们总是整装待命”、“你的小伙子曾用犁铧带给你和平，而今他们用枪杆子带来和平”、“把我们派往哪里，我们就走向哪里”。他们能骑烈马，要么就是开履带宽宽的拖拉机。他们讲阿拉伯语，知晓每个山洞和每条幽谷，会打枪，会投手雷，而且还阅读诗歌和哲学。他们勤学好问，含而不露，就连在夜晚躺在帐篷里那短短的时间，也借着烛光低声地谈论着生活，谈论着在爱情与责任、民族利益与普遍正义之间所作的严酷抉择。有时，朋友和我一起去塔努瓦发货场看他们乘坐着装满农产品的货车，远远地从山那边来到这里，“身着工作服，脚登笨重的胶鞋”，我通常走到他们的近旁，吮吸干草的气息和远方飘来的醉人芬芳——那里，的确发生着巨变。那里，土地正在开垦，世界正在改革，那里正在建造着一个新型的社会。那里他们正在自然景观和史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们正在耕耘田地，种植葡萄园，他们正在谱写新的诗篇，他们正拿起枪支，骑上马背，还击进犯者，是他们把我们这些悲惨的躯体铸成了战斗的国民。我悄悄地梦见，他们有朝一日会把我一起带走。把我也铸造成战斗的国民。我的人生也变成了一首新歌，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就像热天里的一杯水。
在群山后的远方，是激动人心的城市特拉维夫。从那个地方给我们送来了报纸和关于戏剧、歌剧、芭蕾、卡巴莱的种种传闻，还有现代艺术、党派政治、激烈争端的反响，以及含含糊糊的流言蜚语。在特拉维夫有了不起的运动健将。那里有大海，大海里满是会游泳的古铜色皮肤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谁又会游泳呢？谁听说过游泳的犹太人？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是一种突变，像蝴蝶从虫蛹中奇妙地再生”。特拉维夫这个名字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我一听到“特拉维夫”这个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身穿藏蓝色男式背心、强健鲁莽的小伙子，古铜色皮肤，肩膀宽阔，一个诗人—劳动者—革命家，一个无所畏惧的小伙子，那种他们称之为“哈维尔曼”（非常容易相处的人）的人，鬈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破帽子，样子随意但撩人，嘴上叼着烟，在世界上无拘无束；他终日在田野里从事艰苦的劳作，要么就是使用研钵，晚上，他拉小提琴，夜间，他和姑娘们跳舞，要么就给她们唱充满深情的歌，皎洁的月光映衬着沙丘，黎明时分，他带上手枪或者轻机枪从掩体走出，潜入夜色之中，守护着房屋和田野。特拉维夫是那么的遥远！在我整个童年时代，我至多到特拉维夫去过五六次，我们偶尔到那里和姨妈们一起过节。不光是那时特拉维夫的日光与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有许多不同，而且连万有引力定律也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如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飘浮。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参加葬礼，要么就是像听音乐会迟到的人，先踮起脚尖，测试着地面，然后，一旦他们放下脚，就不急着前行了。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要是我们一抬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拿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脚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窝的危险呢。几千年来，我们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了血的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敌人的魔爪，因为我们没看地方就落了脚。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脚步吧。但是在特拉维夫，嗬！整座城市就像个大蚱蜢。人在腾腾跳动，房屋、街道、广场、海风、黄沙、林阴大道，甚至连天上的云彩都在跳动。一次，我们到特拉维夫去庆祝逾越节之夜，第二天早早起来，大家都在睡觉，我穿上衣服，走出家门，独自到一个小广场去玩。小广场上有一两条长椅，一个秋千，一个沙坑，三四棵小树，鸟儿已经在上面叽叽喳喳了。几个月后过新年，我们又到特拉维夫旅行，那个小广场已经挪地方了。它同小树、长凳、沙坑、飞鸟和秋千一起被搬到了街道的另一头。我大吃一惊，我搞不懂本古里安和适时组成的行政管理机构怎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怎么回事？谁一下子把整个广场给搬走了？明天是不是该搬橄榄山？搬大卫塔？会不会把哭墙搬走？耶路撒冷人带着嫉妒、骄傲、羡慕和稍许一点信心谈论特拉维夫，仿佛特拉维夫是犹太民族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规划，一个最好不宜过多谈论的规划，似乎隔墙有耳，处处潜伏着敌方间谍和特工人员。特拉维夫，大海，日光，蓝天，沙地，脚手架，林阴大道两旁的电话亭，一座正在兴建的新城，线条简单，在柑橘园和沙丘间崛起。不只是你买票乘坐埃格德公司公共汽车去旅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不同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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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黑暗的故事（2）
我们多年来和特拉维夫的家人通过电话进行固定的联系。我们每隔三四个月给他们打一次电话，尽管我们和他们都没有安装电话。首先我们给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写信，信中写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星期三那天茨维在三点钟从健康诊所下班），五点钟我们会从我们这里的小药店往他们那里的小药店打电话。信提前许久就发出了，我们等待着回复。姨妈哈娅和姨父茨维让我们放心，本月十九日星期三那天对他们绝对合适，他们当然会在五点钟之前就等在小药店里，要是我们五点钟没打成电话也不要着急，他们不会走开。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药店给特拉维夫打电话，但要是穿了也不足为奇。那是一项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对妈妈说：范妮娅，你记得这星期要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吗？星期一妈妈会说，阿里耶，后天可别回来晚了，别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二人对我说，阿摩司，千万别给我们弄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你听见了，不要生病，你听见了，别冻着，明天下午之前别摔跟头。头天晚上他们会对我说：早点睡吧，这样明天打电话时才会有力气，我不想让你被那边听上去像没吃饱饭似的。感情就这样酝酿出了。我们住在阿摩司街，离泽弗奈亚街上的小药店有五分钟的路，但是三点钟时，爸爸对妈妈说：“现在你别开始做什么新活计了，这样就不会把时间搞得紧巴巴的。”
“我一点事也没有，可你，在读书呢，你可别忘得一干二净。”“我？我会忘？我一会儿就看一下表。阿摩司会提醒我的。”你瞧，我只有五六岁，已经承担了历史责任。我没有手表，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会儿我就奔向厨房看看挂钟，接着我就会宣布，就像发射宇宙飞船倒计时那样：还有二十五分钟，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还有十分半钟——那时我们就会起身，仔细地把前门锁好，走出家门。我们三人一行左转走到奥斯特先生的杂货店，右转到泽卡赖亚街，左转到马拉哈伊街，右转到泽弗奈亚街，径直走进小药店说：“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么样？我们是来打电话的。”他当然知道，星期三我们会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