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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女士于是买了一本《金梦》——店员用绿色的彩光纸把它包扎了起来，然后她就出了店门。
“你们有适合假期读的轻松点的书吗？”接下来的一个顾客用轻快的声音大声问道——他那神气像一个准备去旅行的股票经纪人。
“有，”塞里耶先生回答说，他的脸几乎堆满了笑容，“这儿有一本棒极了的书，《金梦》，是本季度最幽默的书——简直可以笑死人——我妻子昨天还在大声朗读它哩。她笑得直不起腰来，简直没法再读下去了。”
“多少钱一本，一块吗，一块五，好吧，给我包起来。”
柜台上响起钱币的丁当声，然后那位顾客就走了。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只想买一毛八一本的《埃皮克提图》和每本一毛二的“重印世界文学名著”的教授们和其他学院人士，在图书销售业中所占的地位何其可怜。
“您好，法官，”经理对下一个顾客说，此公戴着宽边呢帽，大腹便便的好不威武，“想要海洋小说？当然，像您这样用脑偏多的人，读读小说无疑是件大好事。这儿有一本最近出的最新的书，《在新几内亚的猴子中间》，定价十块，四块五优惠给您。光制作成本就花了六块八。我们快卖光了。谢谢您，法官。替您送上家去吗？好的。再见。”
接下来顾客们来来去去，接连不断。我注意到，尽管书店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估计有上万本吧——但塞里耶先生显然只在销售其中的两种。每个女顾客到店里，买走的是《金梦》；每个男顾客来，买走的是《在新几内亚的猴子中间》。对这位女士，推荐《金梦》的理由是它刚好适合在假期读；对另一位女士，推荐它的理由则是它正好合适在休完假之后读；第三位女士把它当作雨天良友来买；第四位来买时它又成了晴天读物。猴子的故事被当成海洋故事、陆地故事、丛林故事和高山故事卖了出去，售价依据塞里耶先生对顾客的不同估价而各不相同。
忙了两个小时之后，书店空闲了一会儿。
“威尔弗雷德，”塞里耶先生转过身去对他那位领头的店员说，“我准备出去吃午饭。你要尽最大努力推销那两本书。我们准备再卖上一天，然后就拉倒了。我要去找多肯姆一狄斯康特公司，也就是出版商，把球踢回给他们，看他们怎么办。”
我感到我在店里逗留得太久了。我拿着那本《埃皮克提图》走了过去。
“您好，先生，”塞里耶先生说，他立即再一次表现出了职业风范，“《埃皮克提图》？一本很棒的书。一毛八。谢谢您。也许我们还有其他或许令您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的小间里还有些二手货，或许您有兴致看一看。有一套《亚里士多德》，上、下卷，字印得细极了，简直难以辨认，您也许会喜欢；还有一本昨天到的《西塞罗》，求之不得的好书，被湿气弄坏了一点；我想我们还有一本《马基雅维里》这一本很特别，几乎散架了，封面也没有了。一本很难得的古书，先生，您要是专家就用得着。”
“不，谢谢，”我说。然后，出于一种早已在我心中滋长而且我无法抗拒的好奇，我说，“我要那本——《金梦》，您好像觉得它棒极了，对吧？”
塞里耶先生用他那锐利的目光瞥了我一眼。他知道我并不想买那本书，而且也许像其他次要人物一样，他一时间也有点六神无主了。
他摇了摇头。
“买卖难做啊，”他说，“出版商硬是把这类东西塞给我们，我们不得不尽自己的努力。他们陷入困境了，我明白这一点，他们正眼巴巴地盼着我们拉他们一把哩。他们正在大规模做广告，或许能脱身也难说。当然，只有一次机会。谁也说不死。很可能我们能使教会人士起来攻击这本书，要是那样我们便有救了。否则我们就再没有什么指望了。可以想见这本书糟透了。”
一你没读过吗？一我问道。
“哎呀，没有！”经理说。瞧他那模样，就像一个被献上一杯他自己挤的牛奶的挤奶工。“要是试图去读那一本本新书的话，那就有我好受的了。别说去读，光是追踪它们的动态就够我受了。”
“可那些买了书的人怎么办？”我继续说道，深感迷惑，“难道他们不会感到失望吗？”
塞里耶先生摇了摇头。“噢，不会，”他说，“你知道吧，他们不会去读它的。他们从来就不读。”
“但无论如何，”我不甘心地说，“你的妻子觉得这是一本好极了的小说。”
塞里耶先生哑然失笑。
“先生，”他说，“我还没结婚哩。”
第三辑巴特先生的错觉（1）
巴特先生一生都误以为他活着是为了做好事。无论费多少时间，添多少麻烦，他都会照做不误。不管别人是不是想请他帮助，他都会帮上一手，否则便不会心甘。
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热情和忠告都奉献出来了，不仅给那些求助于他的人，而且给那些无需他帮助的人——只要有机会插手。
他的朋友无论是谁有点烦人的琐事，巴特先生都会脸带笑容地出现在这家人门前，无论何时他听说哪位朋友要乔迁新居，买卖家具，更换女仆，雇请司机，维修水管，或购置钢琴——他都会闻风而去，转眼就到。
有一天晚上我在俱乐部的衣帽间遇到他，当时他正在特别神采飞扬地穿雨衣和长统靴，我一眼便看出他准是又要去做某件善事儿了。
“上楼去吧，”我说：“一起玩玩台球。”从他全身的装束我可以看出他肯定是不会答应的。
“我亲爱的朋友，”巴特先生说，“我真希望能够奉陪。要是我有时间多好啊。我相信要是我能奉陪的话，您一定会雅兴大增的，可是我刚好要出去哩。”
“您这是上哪儿去呀？”我问道，因为我知道他巴不得这样问。
“我正要去看文瓦莱一琼斯夫妇——您认识他们吗？不认识？——他们刚来本市，您知道，刚刚搬进新居，就在塞尔德姆大街。”
“可那是在郊外呀，”我说：“离车站都大约有一英里远，不是吗？”
“差不多吧。”巴特先生回答说。
“现在都快十点钟了，而且外面已开始下雨哩——”
“哈，哈，”巴特先生一边调整雨靴，一边欢快地说：“我从来就不担心下雨——它对人有好处。我还没去过他们家哩，不过我会很容易找到它的。我有一种在夜间找人家的很简单的方法，只需在那一带挨家挨户敲门就行了，敲到一定的时候总能找到的。”
“现在上那儿去不是太晚了吗？”我分辩道。
“我亲爱的朋友，”巴特先生热心地说，“我对此一点也不在意。我放心不下的是，他们年纪轻轻的，才结婚几个礼拜，刚搬进新居，也许什么都还没安顿好哩，而且还孤孤单单的，连个解闷的伴儿都没有。”他一边说一边费劲地穿雨衣，越说越陶醉于自己行善的激情，“天啦！我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才得知他们到本市来了，要不我早在几天以前就去拜访他们了——几天以前——”
说着他就冲进了雨中，他的脸在街灯的映照下闪耀着仁慈的光芒。
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我在俱乐部再次遇到他。
“哎，”我问道：“你找到琼斯夫妇家没有？”
“找到了。”巴特先生说：“天啦，幸亏我去了。只是找他们家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不过我不在乎这点，我早料到会这样的——我至少敲了二十家的门才总算找到了，那儿还没安路灯，黑灯瞎火的，而且还冷得要命。不过嘛，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一家接一家地砰砰敲门，一直敲到有人开灯，我在每一家门前都喊同样的话：‘您知道文瓦莱一琼斯家住哪儿吗？”他们不知道。于是我说：“那好，继续睡吧。用不着下来开门了。”
但我最终还是找到了。我发现那幢屋子一片漆黑。琼斯把脑袋从楼上的一扇窗里伸了出来。“你好”我喊道，“我是巴特”“实在对不起”他说：“我们已上床睡觉了”“我亲爱的小孩子”我又朝他喊道：“没什么对不起的，把钥匙扔下来吧，穿好衣服再下楼，我可以在楼下等你们。我一点儿也不会在意的。”
“你想一想，”巴特先生继续说：“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十点半就上床睡觉了，那纯粹是由于太冷清太无聊啊！真的，幸亏我去了。‘既然这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那我可得让他们振奋起来，得把这儿的气氛搞活一点才行。’”
于是，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