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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贞又向厢房去，但又一次被踢倒了。街上等候的群众闻声而来，把一座小院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哭泣有人抹着眼睛。
“要讲理？要王法？要算帐？”戴墨镜的警察，好象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耍威风的机会，解下铜头宽边腰带，在人们面前晃悠着：“行啊！去讲啊！去要哇！
去算啊！可你找得到咱爷们儿头上？有本事找县委黄书记去！是黄书记派我们来的，这就是理！就是法！你想算这个帐，就怪不得咱爷们儿啦！”
呼啸的腰带落到淑贞身上，又在众人头顶飞舞。
淑贞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鼻尖、嘴角、额头挂着血迹也挂着愤怒。那愤怒在人群里传播开去，整个院落掀起一重骚动。
匆匆赶来的尹组长，不知是害怕惹起众怒，还是另有心思，急忙制止住警察，把群众“劝”出院去，并且让淑贞整理了一下，亲自把她领进隔壁的那个厢房里。
办公室院里发生的事，岳鹏程听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他怀疑某些地方出了误会，相信事情很快会弄清楚，因而极力避免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会不顾一切后果，把那副墨镜砸成碎片，再一片不留地扎进那个畜牲的眼眶子里去！”
他搂着扑进屋来的淑贞，察看着她的伤痕，干涩的眸子里，也禁不住泛起了一重热潮。
“我的小贞，让你跟我遭了多少难……我知道我有错，有些事不该那么做，不该不听你和云婶的劝。……”
前一段时间，为着木器厂请客送礼和去鞍钢搞钢材的事，以及与工商税务部门发生的几件矛盾，岳鹏程与几位支部委员发生了分歧。羸官告诉了淑贞，淑贞劝过岳鹏程，岳鹏程没听进耳朵里去。肖云嫂得知消息后，让孙女小玉把岳鹏程找去，好不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岳鹏程嘴上认了错，回来后却依然故我，并且撤换了去找肖云嫂的两名支部委员。
“可我一没贪污公款，二没犯那么大罪。还有你知道，这些年我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心，把大桑园翻了几个个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他们没有理由把我怎么样！”
淑贞用力点着头。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她心里就是这么认定的。
她回家做好饭，给羸官送去，把银屏托给邻居照看，便又回到那又黑又潮，散发着熏人的霉臭气味，墙旮旯里时而还有老鼠追逐的厢房里。
天黢黑，厚重的雪云包围了整个天地宇宙。北风象张牙舞爪的狼群，疹人地呼号着，以集团的力量，向小屋发起一次次进攻。门窗被撕烂了，“狼群”带着助纣为虐的雪花，冲进窗棂门缝，用尖利的牙齿和爪子，撕扯着小小的厢房，和厢房里的生灵。
淑贞用单薄的躯体紧紧拥抱着丈夫。如果能够用自己的躯体燃起一盆火，让丈夫在自己的怀抱里温暖安然地度过这最后的一个夜晚，她也决然不会有半分犹豫。
的确是最后的。晚饭回家时，她已得到通知，让她为岳鹏程准备好要带的衣物，明天一早警车就要带人走。从尹组长那里，她看到了两天前就签发了的逮捕证。
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命运为什么这般不公，一次次地把无情的狼牙棒，落到这位善良的女人身上！
天明了，让人诅咒的天明啊！
淑贞为丈夫擦去脸上的灰尘，用手指耐心地为他梳平散乱的鬓发，又从门旁抓一把雪，擦净自己脸上的血痕，把被揪散的头发整理好，把被揉脏的衣服揩净、抚平，重新穿到身上。她要让自己的丈夫体体面面地、安安心心地走。她要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她的丈夫是无罪的，她要矢志不移地等待着丈夫归来。
早晨平静地过去了。
吃早饭的时候，一阵纷沓的脚步直奔厢房而来。淑贞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
然而跨进厢房中来的，既没有宽边眼镜，也没有铜头宽边腰带，而是一双双惶惑的眼睛，和一个个甜蜜而又尴尬的笑容。
“岳鹏程同志，我们是代表县委来的。你受委屈啦！受委屈啦！……”
县委办公室高主任动情地连连擦着眼角。
“鹏程同志，十二分地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全家！完全是个别人的诬告陷害！
完全是个别人的无法无天！完全是……”
是天体一夜发生了逆转？还是四时颠倒、严冬盛夏突然转换了位置？
高主任慷慨激昂：“我们县委昨晚得到消息，马上召开了常委会。一致决定，立即撤回那个所谓的工作组，让他们检查错误，听候处理！……”
原来工作组撤了，要不早晨这样宁静！
“县委认为，大桑园在响应党中央号召，发展农村经济改革中成绩是显著的，岳鹏程同志的功劳和贡献是不容抹煞的！县委决定：号召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向岳鹏程同志学习的活动！”
直到这时，岳鹏程和淑贞才真的相信，那张早已签发的逮捕证失去了效力；才真的相信，他们已经重新获得了自由生活的权利。直到这时，高主任和随同前来的县委干部们，才想起他们所要表彰和学习的“功臣”，还坐在冰冷的厢房里，坐在落满雪花的稻草地上。
当天上午，岳鹏程、淑贞被专车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和紧急治疗。一切费用报销之外，另发一百元健康营养补助费。
下午是全体干部、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原所谓县委工作组的错误，郑重宣布中共蓬城县委的决定。
晚上便开始了个别谈话和小组座谈，了解和总结大桑园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了解和总结岳鹏程勇于开拓、勇于改革的经验。
一直到了第三天中午，岳鹏程和淑贞才从羸官拿回的一张报纸上，得知了这一切戏剧性变化的真正原因。
那是四天前的一张市报。报纸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这里升起一颗明星）的长篇通讯。详细介绍了岳鹏程由一盘大锯起家，把“大丧院”变成“大富院”
“大福院”的历程。通讯旁边还刊登了岳鹏程的一幅笑容可掬的照片，一篇旗帜鲜明地赞扬和号召推广学习岳鹏程精神和经验的“本报评论员”文章。
长篇通讯末尾的署名是：本报记者程越。岳鹏程把通讯翻来覆去读了两遍，脑子里才墓地蹦出一个“程越”的形象：那是一个穿着紫红色羊毛衫，脑后晃着一束马尾巴，既时髦又随和的漂亮姑娘。
岳鹏程由阶下囚一跃而跻身于太阳系，成为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之后不到一个月，那个年青漂亮的女记者程越，又一次来到了大桑园。
这次她是作为市委书记鲁光明的随员来的，与几月前的那一次不可同日而语了。
她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娇女。父亲是党校教员，母亲是美术工作者。受家庭熏陶，她自小爱好文学。大学毕业后，靠着父亲的一位飞黄腾达的学生的帮忙，她被分配到市报文艺部当上编辑。那是许多中文系毕业生削尖脑壳想要占领的位置呀！
她得到了。她感到了满足。唯一使她不满足的，是那位自称“老报社”的部主任，压根儿瞧不起她。她先被分配负责影剧评介。第一次推上两篇稿子，就被毫不客气地全部打回来。接着又分工文艺随笔。编过三篇，算是跟读者见了面，部主任得出的结论却是：这个人根本没有政治头脑和逻辑头脑。于是又去负责散文和小小说。
这下好，她约了一篇稿子，部主任粗略一看便大光其火，在稿签上直书两行：此类黄色作品也要见报，可见编辑水平和思想意识急待提高！
作品不让发也罢，偏称“黄色”；编辑水平亟待（竟写成急待）提高也罢，偏偏还有“思想意识”四个字。程越当即拿着稿签找到部主任面前。
“主任，你说这篇小说是黄色作品，请问有什么根据？”
“根据？”部主任抬起秃了半边的脑壳，说：“把床上的事都写出来了，你还要什么根据！”
“哪得看怎么写，写的主旨是什么。写了床上不一定就是黄色作品！”
程越发现自己过于激动，为了避免把事情搞僵，缓了口气说：“主任，你干文艺工作时间比我长，读的书比我多。小仲马的《茶花女》，司汤达的《红与黑》，包括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这几年的不少好作品，都有过类似描写。我们总不能说这些世界名著和好作品都是黄色的吧？”
程越的本意，是想以尊敬的口吻，通过这些名著的例证，引出对于那篇小小说的内容和意蕴恰如其分的分析。部主任却红了脖子。他是半路出家当起这个文艺部主任来的，对于那些名著他读得很少，有的连名字也叫不出来。他最瞧不起这些所谓本科大学生，同时也最怕这些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