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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他是对着瓶口灌了一气。
“又看见她了,已长成了个大姑娘。但是,但是,”他的眼似乎不得力的眨了几下,微微有点发湿,“她变了。她一来到,我便觉出她太活泼了。她的话也很多,几乎不给我留个追想旧时她怎样静美的机会了。到了晚间,她偷偷的约我在海棠树下相见。我是日落后向不轻动一步的,可是我答应了她;爱情使人能不懒了,你是个聪明人。我不该赴约,可是我去了。她在树下等着我呢。‘你还是这么懒?’这是她的第一句话,我没言语。‘你记得前几年,咱们在这花下?’她又问,我点了点头——出于不得已。‘唉!’她叹了一口气,‘假如你也能不懒了;你看我!’我没说话。‘其实你也可以不懒的;假如你真是懒得到家,为什么你来见我?你可以不懒!咱们——’她没往下说,我始终没开口,她落了泪,走开。我便在海棠下睡了一夜,懒得再动。她又走了。不久听说她出嫁了。不久,听说她被丈夫给虐待死了。懒是不利于爱情的。但是,她,她因不懒而丧了一朵花似的生命!假如我听她的话改为勤谨,也许能保全了她,可也许丧掉我的命。假如她始终不改懒的习惯,也许我们到现在还是同卧在海棠花下,虽然未必是活着,可是同卧在一处便是活着,永远的活着。只有成双作对才算爱,爱不会死!”
“到如今你还想念着她?”我问。
“哼,那就是那次破了懒戒的惩罚!一次不懒,终身受罪;我还不算个最懒的人。”他又卧在床上。
我将酒瓶挪开。他又说了话:“假如我死去——虽然很懒得死——请把我埋在海棠花下,不必费事买棺材。我懒得理想,可是既提起这件事,我似乎应当永远卧在海棠花下——受着永远的惩罚!”
过了些日子,我果然将他埋葬了。在上边临时种了一株海棠;有海棠树的人家没有允许我埋人的。
载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益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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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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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在战前,镇上也不过只有几十户人家;它的“领空”,连乌鸦都不喜轻易的飞过,因为这里的人少,地上也自然没有多余的弃物可供乌鸦们享用的。
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象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它的邮政代办所已改了邮局,它的小土地祠已变为中学校,它的担担面与抄手摊子已改为锅勺乱响的饭馆儿,它有了新的街道与新的篾片涂泥的洋楼。它的老树上已有了栖鸦。它的住户已多数的不再头缠白布,赤脚穿草鞋,而换上了呢帽与皮鞋,因为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监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啷噹的。
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它的位置,是在重庆郊外。不过把它放在成都,乐山,或合川附近,也无所不可。我们无须为它去详查地图和古书,因为它既不是军事要地,也没有什么秦砖汉瓦和任何古迹的。它的趣味,似乎在于“新”而不在于“旧”。若提到“旧”,那座小土地祠,或者是唯一的古迹,而它不是已经改为中学校,连神龛的左右与背后,都贴上壁报了么?
因此,我们似乎应当更注意它的人事。至于它到底是离重庆有二十或五十里地,是在江北岸还是南岸,倒没多大关系了。
好,让我们慢慢的摆龙门阵似的,谈谈它的人事吧。说到人事,我们首要的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那么,金光镇上的人们,既是良好的公民,又躲藏在这里参与了民主与法西斯的战斗,而且是世界和平的柱石,我们自然没法子不细看看他们的民主精神了。
我们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次序的先后是毫不重要的;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
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这是个学术研究,而又兼有实验实用的机关。设有正副馆长,和四科,每科各有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此外还有许多干事,书记,与工友。四科是总务科,人事科,研究科,与推广科。总务科与人事科的事务用不着多说,因为每个机关,都有这么两科。研究科是专研究怎样使四川野产的一包一茎的水仙花,变成象福建产的大包多茎的水仙花,并且搜集中外书籍中有关于水仙的记载,作一部水仙大辞典。这一科的科员,干事,书记与工友比别科多着两三倍,因为工作繁重紧要。这一科里的科员,乃至于干事,都是学者。他们的工作目的是双重的。第一,是为研究而研究;研究水仙花正如同研究苹果、小麦与天上的彗星;研究是为发扬真理,而真理无所不在。第二,是为改良水仙花种,可以推销到各省,甚至于国外去,以便富国裕民。假若他们在水仙包里,能发现一种维他命,或者它就可以和洋芋与百合,异曲同工,而增多了农产。
研究的结果,由推广科去宣传、推销,并与全世界的水仙专家,交换贤种。
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颗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签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偷偷的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是在一天签两次到,和月间领薪领米之外,只好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会议完了,大家都感到兴奋与疲乏,而且觉得平价米确实缺乏着维他命的。
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两次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第一次会议,由研究科的科长提议:“以后工友对职员须改呼老爷以别尊卑,而正名位。”提案刚一提出,就博得出席人员全体的热烈拥护。大家鼓掌,并且做了一分钟的欢呼。议案通过。
第二次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分,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的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的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的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的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的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的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做为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