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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啊？’远处一个房间里传来柔和的说话声，我听起来十分悦耳。
“‘是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来了，’女仆或者奶妈回答说。
“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总是带着忧虑的神色出来见我，每一次都要问：”‘为什么您这么久没有来？出了什么事吗？’“她的目光、她那只向我伸过来的优美高贵的手、她那件家常穿的连衣裙、她的发型、她的说话声、她的脚步声，每一次都在我的心里留下崭新的、在我的生活里不同寻常的、了不起的印象。我们常常谈得很久，也常常沉默很久，各人想各人的心思，要不然她就给我弹钢琴。要是他俩都不在家，那么我就留下来等着，跟奶妈闲谈，跟孩子玩耍，或者到书房里去，躺在一张土耳其式的长沙发上看报；等到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回来，我就到前厅里去迎接她，从她手里接过来她所买的种种东西，不知什么缘故每一次我都象小孩子那样满心热爱、得意洋洋地抱着那些包裹。
“有一句俗话说：乡下娘们儿没有操心事，就买口小猪来养着，自找麻烦。卢加诺维奇家的人本来没有操心的事，他们就跟我交上了朋友。要是我很久没有到城里去，那一定是我生病了，或者出了什么事，他们俩就十分担心。他们看到我这样一个受过教育、通好几国语言的人不从事科学或者文学工作，却住在乡下，象踩着轮子的松鼠那样忙个不停，干很多的活，却老是穷得连一个小钱也没有，心里总感到不是滋味。他们以为我很郁闷，如果我说话，发笑，吃东西，那也只是为了掩盖我的痛苦，甚至在我快活的时候，在我情绪畅快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他们的追根究底的眼光在盯着我。每逢我真的心情沉重，某个债主把我逼得很紧，或者我的钱不够，无法支付到期的欠款时，他们总是特别使人感动。夫妇俩走到窗口去交头接耳，商量一阵，然后他走到我面前来，带着严肃的神色说：”‘如果您，巴威尔·康斯坦丁诺维奇，眼前缺钱用，那么我和我的妻子请求您不要客气，把我们的钱拿去用吧。’“他激动得耳朵都涨红了。有一回 ，他也象那样在窗口和妻子交头接耳地商量一阵以后，就走到我跟前来，耳朵发红，说：”‘我和我的妻子恳切地要求您收下我们的这点礼物。’“他就拿给我一副袖扣，一个烟盒，或者一盏灯；为此我也从乡下派人把打死的飞禽、牛油、花束给他们送去。顺便提一 句，他们俩很有钱。当初我常常向别人借钱，而且不大选择对象，哪儿借得到就在哪儿借，然而任什么力量也不能促使我向卢加诺维奇夫妇借钱。可是何必谈这些呢！
“我心里很苦。不论在家里也好，在田野上也好，在板棚里也好，我总是想着她，我极力要了解这个年轻、美丽、聪明的女人的秘密，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枯燥乏味、几乎是个老头儿的人（她的丈夫已经四十多岁了），还跟他生下了孩子；我也极力要了解那个枯燥乏味的人，那个好心肠、朴实的人的秘密，他总是讲些没趣味的老生常谈，在舞会和晚会上总是挨近那些稳重的人，没精打采，显得是个多余的人，脸上现出温顺、冷漠的神情，仿佛是人家把他运到这儿来出售似的，而他却相信他有权利享受幸福，有权利跟她生孩子；我苦苦地要了解为什么她遇见的恰恰是他而不是我，为什么我们的生活里必须产生这样可怕的错误。
“我每一次到城里去，总是从她的眼神看出来她在盼望我；她自己也对我承认说，从早晨起她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她料着我要去了。我们谈了很久，沉默了很久，可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说穿我们的爱情，而是胆怯地、严密地把它掩盖起来。我们害怕那些足以泄露我们的秘密的事情。我温柔而深切地爱着她，可是我左思右想，问我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克制我们的爱情，那么这种爱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我难以想象，我这种温柔、忧郁的爱情会突然粗暴地破坏她丈夫、她孩子、她一家的幸福生活，而他们是十分爱我，十分信任我的。这样做正当吗？她固然会跟着我走，可是走到哪儿去呢？
我能把她带到哪儿去呢？假如我过着美好、有趣的生活，比方说，假如我在为祖国的解放战斗，或者是个著名的学者、演员、画家，倒也罢了，可是照眼前的情形看来，这无非是把她从一 个普通而平庸的环境里拉到另一个同样平庸，或者更平庸的环境里去罢了。而且我们的幸福能够维持多久呢？万一我害病了，死了，或者干脆我们不再相爱了，那她怎么办呢？
“她显然也在这样考虑。她想到她的丈夫，想到她的孩子，想到她那爱女婿如同爱儿子一样的母亲。如果她放任她的感情，那么，她就得要么说谎，要么说实话，然而处在她的地位这两种办法是同样可怕而不相宜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折磨她：她的爱情会给我带来幸福吗？她的爱情是否会把我这种本来已经沉重的、充满种种不幸的生活弄得更加复杂？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够年轻，跟我不相配，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也不够刻苦，而且精力也不足。她常对她丈夫说，我需要娶一个聪明贤德的姑娘，做我的好主妇和助手，不过她又立刻补充说，象这样的姑娘全城未必找得到一个。
“一晃就过了好几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每逢我到卢加诺维奇家里去，女仆就殷勤地微笑，孩子们嚷着说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叔叔来了，搂住我的脖子，大家都欢欢喜喜。他们不明白我的心情，以为我也高兴。大家把我看做一个高尚的人。大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感到有一个高尚的人在房间里走动，这就给他们对我的态度添上一种特别的魅力，仿佛我一来，连他们的生活也纯洁多了，美丽多了似的。我和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常常一块儿到剧院去，每一 次都是走着去的；我们并排坐在池座里，肩膀挨着肩膀，我默默地从她的手里接过望远镜来，同时感觉到她贴近我，她是我的，把我们拆散是不行的，可是由于一种古怪的误会，我们走出剧院以后却象陌生人那样互相道别，分手。关于我们，城里人已经议论纷纷，天晓得他们说了些什么话，不过，他们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随后那几年，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常常出门，有时候到她母亲那儿去，有时候到她妹妹那儿去；她常常心绪恶劣，对生活感到不满意，觉得生活已经毁了，在这种时候她就不愿意看到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她已经在医治神经衰弱症了。
“我们沉默着，始终沉默着；有外人在场，她总是对我生出一种奇怪的反感；不管我说什么，她老是不同意我的话；如果我在争论，她就站到我的对方那一边去。我失手弄掉了什么东西，她就冷冷地说：”‘我给您道喜。’“如果我跟她一起到剧院里去，却忘了带望远镜，她事后就会说：”‘我早就知道您会忘记。’“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之在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或迟或早要结束的。离别的时刻到了，因为卢加诺维奇奉派到西部的一个省里去做法庭的庭长了。家具、马车、别墅都必须卖掉。我们坐车到他们的别墅里去，以及后来往回走，频频回头，最后看几眼花园和绿色房顶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凄凉，我心里明白：事到如今，我要告别的不仅仅是这个别墅了。
大家已经作出决定，到八月底我们要把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到克里米亚③去，那是医师要她去的；不久以后，卢加诺维奇就要带着孩子们到西部那个省里去了。
“我们一大群人去给安娜·阿历克塞耶芙娜送行。等到她已经跟她的丈夫和孩子告别，离开摇第三遍铃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跑进她的包房，为的是把她差点忘掉的一个筐子放到行李架上去；而且也需要告别。临到在这儿，在这个包房里，我们的眼光碰到一起，我们俩都失去了原有的精神力量，我搂住她，她把脸贴在我的胸口上，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我吻她的脸、肩膀、沾着泪痕的手，啊，我跟她是多么不幸啊！我对她说穿，我爱她。我心里怀着燃烧般的痛苦明白过来：所有那些妨碍我们相爱的东西是多么不必要，多么渺小，多么虚妄啊。我这才明白过来：如果人在恋爱，那么他就应当根据一种比世俗意义上的幸福或不幸、罪过或美德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来考虑这种爱情，否则就干脆什么也不考虑。
“我最后吻她一下，握一下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