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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躺在那儿,头发蓬乱,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她给柯罗辽夫第一眼的印象是:她好象是个不幸的穷人,多亏别人慈悲,才把她收留在这儿。他不能相信她就是五座大厂房的继承人。
“我来看您,”柯罗辽夫开口说,“我是来给您治病的。您好。”
他说出自己的姓名,跟她握手,那是一只难看的、冰凉的大手。她坐起来,显然早已习惯让医师看病了,裸露着肩膀和胸脯,一点也不在乎,听凭医师给她听诊。
“我心跳,”她说,“通宵跳得厉害极了,……我差点吓死!
请您给点什么药吃吧。“
“好的!好的!您放心吧。”
柯罗辽夫诊查过后,耸耸肩膀。
“心脏挺好,”他说,“一切都正常,一切都没有毛病。一定是您的神经有点不对头,不过那也是十分平常的事。看来,就是这神经性的发作也已经过去了,您躺下来睡一觉吧。”
这当儿,有人把灯送进卧室里来。病人看见灯光就眯细眼睛,忽然双手捧着头,号啕大哭起来。于是难看的穷人的印象忽然消散,柯罗辽夫也不再觉得那对眼睛小,下半个脸过分宽了。他看见一种柔和的痛苦表情,这表情是那么委婉动人,在他看来她周身显得匀称、柔和、质朴了,他不由得想安慰她,不过不是用药,也不是用医师的忠告,而是用亲切、朴实的话。她母亲搂住她的头,让她贴紧自己的身子。老太太的脸上现出多么绝望、多么悲痛的神情啊!她,做母亲的,抚养她,把她养大成人,化尽心血,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她身上,让她学会法语、跳舞、音乐,为她请过十来个教师,请过顶好的医师,还请一个家庭女教师住在家里。现在呢,她不明白她女儿为什么流泪,为什么她这么愁苦,她不懂,她惶恐,她脸上现出抱愧、不安、绝望的表情,仿佛她忽略了一件很要紧的事,有一件什么事还没做好,有一个什么人还没请来,不过究竟那人是谁,她却不知道。
“丽桑卡①,你又哭了,……又哭了,”她说,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我的心肝,我的宝贝,我的乖孩子,告诉我,你怎么啦?可怜可怜我,告诉我吧。”
两个人都伤心地哭了。柯罗辽夫在床边坐下,拿起丽扎的手。
“得了,犯得上这么哭吗?”他亲切地说,“真的,这世界上任什么事都值不得这么掉眼泪。算了,别哭了,这没用处。
……“
同时他心里暗想:
“她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我们工厂里的大夫给她溴化钾②吃,”家庭女教师说,“可是我发觉她吃下去更糟。依我看来,真要是治心脏,那一定得是药水,……我忘记那药水的名字了,……是铃兰滴剂吧,对不对?”
随后她又详详细细解释一番。她打断医师的话,妨碍他讲话。她脸上带着操心的神情,仿佛认为自己既是全家顶有学问的人,那就应该跟医师不断地谈下去,而且一定得谈医学。
柯罗辽夫觉得厌烦了。
“我认为这病没什么大关系,”他走出卧房,对那位母亲说。“既然您女儿由厂医在看病,那就让他看下去好了。这以前他下的药都是对的,我看用不着换医师。何必换呢?这是普普通通的小病,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从容地讲着,一面戴手套,可是李亚里科娃太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用泪汪汪的眼睛瞧着他。
“现在离十点钟那班火车只差半个钟头了,”他说,“我希望我不要误了车才好。”
“您不能留在我们这儿?”她问,眼泪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了。“我不好意思麻烦您,不过求您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她接着低声说,朝门口看一眼,“在我们这儿住一夜吧。她是我的命根子,……独生女。……昨天晚上她把我吓坏了,我都沉不住气了。……看在上帝面上,您别走!”
他本来想对她说他在莫斯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说他家里的人正在等他回去,他觉得在陌生人家里毫无必要地消磨一个黄昏,再加一个通宵是件苦事,可是他看了看她的脸,就叹一口气,默默地把手套脱掉了。
为了他,客厅和休息室里的灯和蜡烛全点亮了。他在钢琴前面坐下来,翻一会儿乐谱,然后瞧墙上的画片,瞧画像。那些画片是油画,镶着金边框子,画的是克里米亚的风景,浪潮澎湃的海上漂浮着一条小船,一个天主教教士拿着一个酒杯,那些画儿全都干巴巴,过分雕琢,没有才气。……画像上也没有一张美丽的、顺眼的脸,尽是些高颧骨和惊讶的眼睛。丽扎的父亲李亚里科夫前额很低,脸上带着扬扬得意的表情,他的制服象口袋似的套在他那魁伟、粗俗的身子上面,胸前戴着一枚奖章和一枚红十字章 。房间里的布置显得缺乏文化素养,华丽的陈设也是偶然凑成,并不是精心安排的,令人感到不舒适,就跟那套制服一样;地板亮得刺眼,枝形吊灯也刺眼,不知什么缘故,他想起一段故事,讲的是一个商人去洗澡的时候,脖子上挂着一个奖章 。……从前厅里传来耳语声,有人在轻声打鼾。忽然,房子外面传来刺耳的、时断时续的金属声,那是柯罗辽夫以前从没听到过的,现在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这响声在他的心里引起奇特的、不愉快的反应。
“看样子,怎么也不该留在这儿住下,……”他想,又去翻乐谱。
“大夫,请来用饭!”家庭女教师低声招呼他。
他去吃晚饭。饭桌很大,上面摆着许许多多凉菜和酒,可是吃晚饭的只有两个人:他和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
她喝马德拉酒③,吃菜很快,一面戴起夹鼻眼镜瞧他,一面说话:“这儿的工人对我们很满意。每年冬天我们工厂里总要演剧,由工人自己演;他们常听到有幻灯片配合的朗读会,他们有极好的茶室,看样子,他们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他们对我们很忠心,听说丽桑卡病重了,就为她做祈祷。虽然他们没受过教育,倒是些有感情的人呢。”
“你们家里好象没有一个男人,”柯罗辽夫说。
“一个也没有。彼得·尼卡诺雷奇已经在一年半以前去世,剩下来的只有我们这些女人了。因此,这儿一共只有我们三个人。夏天,我们住在这儿,冬天呢,我们住在莫斯科或者波梁卡。我在她们这儿已经住了十一年,跟自家人一样了。”
晚饭有鲟鱼、鸡肉饼、糖水水果,酒全是名贵的法国葡萄酒。
“请您别客气,大夫,”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面吃着,一面说,同时攥着拳头擦嘴。显然,她在这儿过得舒服极了。“请再吃一点。”
床铺。可是他还没有睡意。房间里闷得很,而且有油漆的气味,他就披上大衣,出去了。
外面天气凉爽,天空已经现出微微的曙光,那五座竖着高烟囱的大厂房、棚子、货栈在潮湿的空气里清楚地显出轮廓。
这天是假日,工人没有做工,窗子里漆黑,只有一座厂房里还生着炉子,有两扇窗子里透出红光,从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偶尔裹着火星。院子外边,在远处,有青蛙在阁阁地叫,夜莺在歌唱。
他瞧着厂房和工人在其中睡觉的棚子,又想起每逢看见工厂的时候总会想到的种种念头。尽管让工人演剧啦,看幻灯片啦,为他们请厂医啦,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措施啦,可是他今天从火车站来一路上所遇见的工人,跟早先他小时候,在没有工厂戏剧和种种改良措施那当儿,看到的工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作为医师,善于正确判断那种根本病因无法查明,因而无法医治的慢性病,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不正常现象,其原因也不清楚,而且没法消除。他并不认为凡是改善工人生活的种种措施都是多余的,不过,他把它们看得跟医治不治之症一样。
“当然,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他想,瞧着暗红色的窗子。“一千五百到两千个工人在不健康的环境里不停地做工,做出质地粗劣的印花布,半饥半饱地生活着,只有偶尔进了小酒店才会从这种恶梦里渐渐醒过来。另外还有百把人监督工人做工,这百把人一生一世只管记录工人的罚金,骂人,行事不公道,只有两三个所谓的厂主,虽然自己一点事儿也不干,而且看不起那些糟糕的印花布,却坐享工厂的利益。可是,那是什么样的利益呢?他们在怎样享受呢?李亚里科娃和她女儿都不幸,谁瞧见她们都会觉得可怜,只有赫莉斯契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一个人,那个戴夹鼻眼镜的、相当愚蠢的老处女,才生活得舒服。这样看来,这五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