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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４〕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
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试举目前的例，便如陕西学界的布告〔５〕，湖南灾民的布告〔６〕，何等可怕，与比利时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国别党宣布的列宁政府残暴情形，比较起来，他们简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哩！
这便是“来了”来了。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的怎样也不可知。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７〕，没有“过激主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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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过激立义”日本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诽谤性的译称；当时中国反动派也沿用这个词进行反共宣传。〔３〕华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北洋政府曾派遣二十余万人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的战争，实际上只从事修路运输等劳动，故称华工。十月革命后，中国北洋政府为防止侨居俄国的华工回国传播革命思想，曾经内阁议决，通电东北、蒙古、新疆等地边防官吏对他们严格检查、防范。
〔４〕主战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协约国方面的日本嗾使中国参战，想借此加紧对中国的控制；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则企图以参战为名，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支持，以维护其反动统治。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中国政府对德国宣战。
〔５〕陕西学界的布告指一九一九年三月，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控诉陕西军阀陈树藩纵使兵匪残杀无辜人民的暴行的《秦劫痛语》，其中列举兵匪所用的酷刑有曝尸烈日、酷吊、戴肉镯子、煮人肉等。（见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
〔６〕湖南灾民的布告指一九一九年一月，湖南人民控诉张敬尧暴虐统治的《湘民血泪》，其中列举了张敬尧纵兵奸淫掳掠、惨杀无辜等罪行。（见一九一九年一月六日上海《时报》）〔７〕“多数主义”这里仅是人数众多的意思，与“布尔什维（多数）主义”含义不同。参看本书《随感录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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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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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２〕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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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镜花缘》长篇小说，清代李汝珍著，一百回。这里所引酒保的话，见于该书第二十三回《说酸话酒保咬文》。“君子国”应为淑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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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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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激昂的人说，“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国粹将亡，此吾所为仰天扼腕切齿三叹息者也！”
我初听这话，也曾大吃一惊；后来翻翻旧书，偶然看见《史记》《赵世家》〔２〕里面记着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３〕的一段话：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这不是与现在阻抑革新的人的话，丝毫无异么？后来又在《北史》〔４〕里看见记周静帝的司马后的话：“后性尤妒忌，后宫莫敢进御。尉迟迥女孙有美色，先在宫中，帝于仁寿宫见而悦之，因得幸。后伺帝听朝，阴杀之。上大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三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扣马谏，帝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这又不是与现在信口主张自由和反对自由的人，对于自由所下的解释，丝毫无异么？别的例证，想必还多，我见闻狭隘，不能多举了。但即此看来，已可见虽然经过了这许多年，意见还是一样。现在的人心，实在古得很呢。
中国人倘能努力再古一点，也未必不能有古到三皇五帝〔５〕以前的希望，可惜时时遇着新潮流新空气激荡着，没有工夫了。
在现存的旧民族中，最合中国式理想的，总要推锡兰岛的Ｖｅｄｄａ族〔６〕。他们和外界毫无交涉，也不受别民族的影响，还是原始的状态，真不愧所谓“羲皇上人”〔７〕。
但听说他们人口年年减少，现在快要没有了：这实在是一件万分可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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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２〕《史记》汉代司马迁著，一百三十卷。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世家，是该书中传记的一体，主要记叙王侯的事迹。〔３〕公子成反对主父改胡服主父即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公元前三○七年（赵武灵王十九年），他推行军事改革，改穿匈奴族服装，学习骑射。这一措施，曾遭到公子成的反对。〔４〕《北史》唐代李延寿撰，一百卷。记载我国南北朝时代北方国家魏、齐、周和隋的历史。这里所引的应为隋文帝独孤后的事，见该书卷十四《后妃列传》。
〔５〕三皇五帝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一般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６〕Ｖｅｄｄａ族味达族，锡兰岛上的一个种族，他们住在山林里，大都过着狩猎生活。
〔７〕羲皇上人指伏羲氏（羲皇）以前的人。晋代陶潜《与子俨等疏》：“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原意是指想像中的上古时代过着闲适生活的人们。这里引用，是就所谓“羲皇上人”的原始的次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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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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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２〕，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３〕；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