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再迟些时候就去预订火车票是不是一个好主意。脑子里盘算着这两件事…__它们哪一件都没能使自己像我希望的那样，心情变得轻松一些——我离开便餐酒吧，快步走回学校。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我遇到了一件完全是横端里插进来的事情。我知道，这么说，很有些炒作新闻之嫌与恶劣标记，不过事实上倒恰恰就是这样的。我马上要谈到的是一次独特的经历，它至今还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我只要可能，总不愿把它划归为一件真正神秘主义或者甚至与神秘主义沾边的个案。（倘若不这样做，我觉得，那就等子在暗示或明说：圣方济各与一般神经兮兮的礼拜日去亲吻麻风病患者的人之间的精神上的sornes（法语：出路、去向），仅仅是纵向层次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晚上九点钟的朦胧天光中，我穿过马路走近学校，那家矫形器械商店里有盏灯亮着。我吃惊地发现，橱窗里有个大活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高大壮实的女子，穿一身绿、黄、紫堇色的雪纺绸衣服。她正在给木头模特换疝气带。我走到橱窗跟前时她显然刚把旧的疝气带摘下；她把它夹在左胳肢窝里（她的右“侧影”正好对着我），此时正把新的疝气带往模特身上戴。我站住了看她，看得入迷，一直到她突然之间有所感觉，然后又看到她正在被人盯看。我赶紧微笑——向她显示我不过是个玻璃外而微光中并无敌意的穿晚礼服的人——但是没有用。那女子慌乱得完全超出了正常状态。她满面通红，脱下的疝气带掉到了地上，她倒退回去，踩在一大摞冲洗用的盆盆罐罐上――她的两脚站不稳了。我立刻伸出手去，手指尖撞到了玻璃。她像个溜冰者似的重重地摔了个屁蹲。她马上又重新站起来，不看我。她的脸仍然是红红的，她用一只手把头发朝后推了推，继续给模特系疝气带。也就正在此时，我有了那种体验。突然（我说这一点，我相信，是完全具备应有的自我意识的），太阳升起，以每秒九千三百万英里的速度朝我的鼻梁飞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惊慌失措——我只得将手按在玻璃上以保持身体平衡。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几秒钟。等我视觉恢复，那女子已离开橱窗，只留下一地闪闪发光的精致、显得格外圣洁的瓷漆假花。
我倒退着离开了橱窗，绕着这个街区走了两圈，直到我双膝不再发软。然后，不敢再冒险往商店橱窗看上一眼了，我上楼进人自己的房间，躺倒在床上。几分钟，也许是几小时之后，我用法语，在我的日记里记下了下面这短短的几行字：“我要给艾尔玛修女顺自己命运的轨迹而行的自由。全世界的人都是一个修女。”（toat lemondeesl unen。nne（法语：意同前句））
在晚上睡觉前，我写信给我不久前刚刚开除的四名学生，恢复了他们的学籍。我说学校的管理部门出了差错。事实上，这些信似乎是自己流泻而出的。这也许与这件事情有点关系在我坐下来写信之前，我已从楼下搬了把椅子上来。
提下面这件事似乎完全是“抖”出了一个“反高潮”，不过事实是“古典大师之友”还没过一星期就关门了，原因是没有经过正式的注册手续（事实上，是根本没有去注册过）。我摒挡行装又回到罗德岛我继父博比的身边，在那里我住了六或八个星期，用来考察所有夏季活动的动物中最最有趣的一种——穿短裤的美国少女，直到美术学校重新开学。
做得对也好不对也好，反正我再没有与艾尔玛修女联系过。
不过，偶尔，我仍然听到班比&bull；克雷默的消息。我最后听到的一则是，她已经把业务扩充到为自己设计圣诞卡上去了。如果她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特风格的话，它们会是很值得一看的。
。。
九故事特迪
｛小｝｛说｝｛网｝
“小鬼，要是你不马上给我从那只包上下来，我要让你有好日子过。我可是说话算数的，”麦卡德尔先生说。他是从靠里面的那张单人床——离舷窗更远些的那张床上说这话的。他哼了一声，与其说是在叹气还不如说是在出怨气，同时火气挺大地用脚把盖在脚踝上的床单蹬开，仿佛突然之间，再薄的单子盖在他让太阳晒得黑黑、显得虚弱的身体上，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他仰卧着，只穿了条睡裤，右手捏着根点燃的香烟。他的头支起一点点，正好可以很不舒服甚至是极其别扭地靠在床头板的底端。他的枕头和烟灰缸都撂在他的和麦卡德尔太太那张床之间的地板上。他没有抬起身子，仅仅是伸出一只裸露的、像是给火烤红的右胳膊；朝大致是床头柜的方向弹了弹烟灰。“l0月了，老天爷呀，”他说，“要说这是10月，干脆说是8月得了。”他又一次把头转向右边，冲着特迪，一心要找点茬儿。“好了，”他说。“你以为我他妈的在说什么？说我的健康状态吗？快从那上面爬下来，行不行。”
特迪正站在一只看上去挺新的生牛皮手提旅行包的宽阔侧面上，这里是从他父母开着的舷窗往外眺望的最佳观测点。他穿着一双脏极了的白色低帮球鞋，没穿袜子，穿一条泡泡纱短裤，这裤子对他来说既是太长，臀部那里又至少是大了一号，上面是一件洗旧了的t恤，在肩膀那里还有个硬币大小的窟窿，腰上却扎了一条漂亮得不谐调的黑色鳄鱼皮皮带。他该理发了——特别是后脖颈那儿一很让人看不过去，一般脑袋长得跟成人差不多大而脖颈仍然细得像根芦苇的小男孩总像是最最需要理发。
“特迪，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特迪这会儿倒没有像一般小男孩似的把身子往开着的舷窗探出去那么远那么摇摇欲坠——事实上，他双脚都平平地踩在皮包的侧面上——他甚至都没有很保险地稍稍踮起脚；他的脸确是大部分伸出在窗外。不过。他没有伸出去太远因此还能听见他父亲的声音——实际上对父亲的声音，他听得尤其清楚。麦卡德尔先生在纽约时至少在三出白天播出的电台连续剧里担任过主要角色呢，他具有可称为三等男角的说话嗓音：自我陶醉地深沉、响亮，随时准备一有机会就用自己雄性十是的嗓音压过同一房间里的任何人，必要时连一个小男孩他都不放过。当他那嗓子没在专业合唱团上班时，总无例外交替性地沉迷于纯粹的放大音量或是一种戏剧型的故作沉稳之中。眼下正好是放大音量占着上风。
“特迪。该死的——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特迪扭动了上半身，并没有改变双脚站在皮包上的警觉姿势，他向父亲投去了一个毫不搀杂、天真纯洁的询问的目光。他的眼睛是浅棕色的，一点儿不算大，还稍稍有点斜视——左边那只比右边的程度厉害一些。但是还没有斜到畸形的程度，不会让人第一眼就必然注意到。那双眼睛仅仅稍稍有点斜，让人不免会提上一句，不过那也是得与这样的情况有关时才会提的：那人很一本正经地想了好一阵子，为这双眼睛长得没更直视一些、凹陷得更深一些、棕色更浓一些、双眼的距离更离开一些而感到遗憾。孩子的脸，尽管有些毛病，还是具有一种真正的美，尽管它不是直露得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我要你马上就从那只皮包上下来。你得让我说多少遍才行？”麦卡德尔先生说。
“爱呆在那儿你就尽管果着好了，宝贝儿，”麦卡德尔太太说，显然，一大清早她的瘘管又跟她过不去了。她眼睛睁着，但也就是睁开一条缝。“你一分一寸电用不着动的。”她身子右侧挨着床，司是枕头上的那张脸却转向左边，朝着特迪和舷窗，背对着她的丈夫。她的第二层罩单紧紧裹着她那很可能是一丝不挂的身子，单子把她胳膊什么的全蒙了起来，一直蒙到下巴那儿。“蹦吧，跳吧，”她说，眼睛闭上了。“把你爹的皮包踩得稀烂吧。”
“话说得比唱的还好听，”麦卡德尔先生对着他妻子的后脑勺不动声色一板一眼地说。“我置一个包就花了二十二英镑，我求呀请的让菝子别踩在上面，可你却叫他只管蹦只管跳。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寻开心啊！”
“要是这只包连个十岁孩子的重量都承受不住，且不说咱这孩子比他这年龄段的正常体重还轻了十三磅，那我舱房里可容不得这种次货，”麦卡德尔太太说，连眼皮都懒得睁开。
“你知道我打算怎么做吗？”麦卡德尔先生说。“我真想把你那该死的脑袋一踢成两个半儿。”
“怎么不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