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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地期待着我发去正式接受职位的电报并愉快地等候我的到来，下面的落款是：你的新朋友与新领导，原任教于东京帝国美术学院的Ｊ．尤索托。
五分钟之内，我正式接受职务的电报就发出去了。奇怪的是，在激动中，或者很可能因为用博比的电话传送电文而有点心虚，我这回大大约束了我那行云流水的文风，把电文压缩到了十个词之内。
那天晚上，我照例在七点钟去椭圆形餐厅和博比一起吃饭，这时我恼怒地发现他带来了一个客人。对我近来的课外活动我还没有对博比说过或是暗示过一个字，我正非常渴望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向他公布这一刚获知的惊人消息——对他作独家报道。那客人是位非常有魅力的少妇，离婚才几个月，博比与她经常往来，也让我碰见过几次。她是个各方面都很讨人喜欢的人，她对我的每一个企图使我对她不那么针锋相对至少不那么戒备森严的友好表示，我都一厢情愿把它们理解为邀我任何时候只要喜欢与方便，尽可以和她一起_卜床一也就是说，一有机会趁博比不备之际，对她来说，这个博比显然是老了点儿。整顿饭过程中，我一直都没有好声气，说话蹦一两个字出来就算是客气的。最后，在喝咖啡时，我三言两语地讲了一下我暑期的新计划。我说完后，博比提了几个很到点子上的问题。我冷冰冰地，过于简略地作了答复，摆出一副正统嫡传皇太子绝对不会有错的架势。
“哦，这听起来真让人非常兴奋呀！”博比的窖人说，还色迷迷地等着我把我未来在蒙特利尔的地址在桌子下面塞给她呢。
“我还以为你会和我一起去罗德岛的呢，”博比说。
“哦，亲爱的，别这么对人家泼冷水呀，”太太对他说道。
“我没有，不过我想多了解一些睛况也是应该的呀，”博比说。但我认为我从他的态度里已经能看出，他脑子里已经在盘算将预订的去罗德岛的火车包厢票换成下铺票了。
“我认为这真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最美好，最最值得称道的事情了，”x太太热情地对我说道。她双眼里闪现出堕落的邪光。
我从火车下来踩上蒙特利尔温莎车站月台的那天是星期天，我身穿双排扣米色轧别丁套服（我对这套衣服评价极高），一件海军蓝法兰绒衬衫，一条厚实的黄棉布领带，一双褐白两色皮鞋，一顶巴拿马草帽（这帽子是博比的，对我来说小了点儿），还留着有三个星期历史的红棕色小胡子。尤索托先生来接我了。他是个矮小的人，还不到五薨尺高，穿一套不怎么干净的亚麻布西服，脚上穿黑皮鞋，戴了顶四边全朝上翘的黑平顶帽子。我们握手时他既不笑，也没有，我记得是这样，对我说任何话。他的表情是谜一般地深不可测——我用的这个词儿是从萨克斯&bull；罗默的“傅满洲”（侦探小说中的狡中国主人公）系列的法译本里直接借来的。而我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咧开了一张大嘴在笑。我想笑得小一些都办不到，更不用说绷住脸不笑了。
从温莎车站坐公共汽车去学校只有几英里路。一路上，尤索托先生有没有说满五个词我看都大可怀疑。我不管他沉默不沉默，也许是正因为他沉默不语，我自顺自说个不停，脚跷了起来，脚踝架在另一只脚的膝盖上，手心出汗了就一个劲地往短袜上蹭擦。我像是非常急于要做的是：不仅反复重申我过去所说的谎话－什么我跟杜米埃沾亲啦，我妻子新近亡故啦，我在法国南部有小庄园啦－而且还要再往上添枝加叶。最后，为了使自己摆脱这些痛苦的回忆以免不能自拔（事实上它们真的己开始使我感到有点痛苦了），我把话题转到我父母最要好的老友身上去：那位帕布洛&bull；毕加索。我称他为le pa（可怜的毕加索）。（我不妨说明一下，我之所以选中毕加索，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在美国最知名的法国画家。我干脆把加拿大也划进美国版图里去了。）为了让尤索托先生长点见识，我以一种对一位已黯淡无光的巨匠的高度炫耀式的真实感情，回忆说，我不止一次对毕加索说过：“m。Ｐicaso；u（法语：毕加索先生，你要去向何方啊？）”而大师对这一针见血的问题的反应，是每一次都挪动着他那慢腾腾、铅一般沉重的步了，穿过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lps（法语：街头卖艺者们）的小小复制品，并且对于曾属于他的已一去不复返的光辉不堪回首。我们下公共汽车时我对尤索托先生解释说，毕加索的毛病就出在他从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包括他最亲密老友的意见在内。
1939年那会儿，“古典大师之友”在凡尔登，亦即蒙特利尔最最不吸引人的一个地区，一幢既小又毫无特色的三层楼建筑——实际上是一座平民公寓－－中占了第二层。学校下面，就是一家矫形器械商店。“古典大师之友”全部校址就包括一个大房间和一间极小、没有插销的厕所。尽管如此，我还是一进去就觉得这地方像是特别对我口味。绝好的理由倒是有一个。“教员办公室”四壁上挂有许多配好框的画－－都是水彩－－是尤索托先生的大作。我至今偶尔还会梦见一只白雁从极淡极淡的蓝灰色天空中飞过，而且－这真是我所见到过最为大胆最为精椹的技艺了－－那淡蓝的天光，或者说天蓝的神韵，在鸟的羽翼上得到了映照。这张画就挂在尤索托夫人书桌的后上方。这张画－这一张以及另一两张水平相近的画，使得房间有了品位。
尤索托先生和我走进教室时，穿一身黑色、樱桃色漂亮丝绸和服的尤索托夫人正手持一把短柄笤帚在扫地。她头发斑白，明显比她丈夫高出一个头，五官看上去更像是马来人而不是日本人。她中止了扫地迎着我们走过来，尤索托先生简单地介绍了双方。在我看来，她跟尤索托先生全都一样地深不可测，如果不是更加神秘的话。接着尤索托先生建议带我去看看我的房间，他（用法语）解释说这里刚刚腾空，原先是他儿子住的，现在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一个农场上千活。（在他公共汽车上的长期保持沉默之后，我竟因他能连续说话而无比欣慰，我兴高采烈地听着。）他又开始表示抱歉，因为他儿子房间里没有椅子只有几只放在地板上坐的垫子一不过我很快让他相信这对我来说几乎是歪打正着。（事实上，我想我当时说了我憎恨椅子。我是那么的兴奋，如果他告诉我的是他儿子房间里白天黑夜都浸着一英尺深的水，我没准会高兴得轻喊一声的。我没准会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脚病，正需要每天在水里泡八小时的脚呢。）接着他领我登上一道吱嘎作响的木头扶梯，进到我的房间。爬到一半我相当有针对性地告诉他我是一个佛门弟子。后来我却得知，他和尤索托夫人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徒。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尤索托夫人做的日本－马来式晚餐仍然ＥＮＡＥ（粘成一团）像台电梯似的沿着我的胸骨上上下下折腾，就在这房间墙壁的另…一面，不知尤索托夫妇中的哪一位开始在睡梦中呻吟起来。那呻吟又高又细，断断续续的，倒不像成年人发出的而是来自一个可怜的、发育不全的婴儿或是一只有残疾的小动物。（这成了每晚必有的常规节日。我始终没弄清是先生还是太太发出这种声音，更不用说是什么原因了。）我躺在那里听着实在受不了，便下床趿上拖鞋，摸黑走到一只垫子那里坐下。我盘腿坐了好几个钟点一边抽烟，抽完便在鞋底上压灭，把烟头放进我睡衣胸前口袋里。（尤索托夫妇不抽烟，因此房间里哪儿都没有烟灰缸。）我是在清晨五时才好歹入睡的。
六点半时，尤索托先生来敲我的房门，告诉我早餐六点三刻开始。他隔着门，问我睡得可好，我回答说“oul不错”接着我穿衣服——穿的是我的蓝色套服，我认为这套西服对一位教师在开学第一天穿挺合适，又打了一条我母亲以前送我的苏尔卡红领带——我都没有漱洗就匆匆忙忙穿过走廊进人尤索托家的厨房。尤索托夫人正在炉前为早餐做鱼，尤索托先生穿着他的b v．d内衣和裤子。坐在厨房桌子前看一份日语报纸。他对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此时他们俩益发显得深不可测了。不一会儿，一盘说不上是什么种类的鱼放在了我的面前，边上浇了一圈细细的但还是可以看得出的凝结了的番茄汁。尤索托夫人问我，用英语——她的口音倒挺悦耳——我想不想要一只鸡蛋，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