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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说不清楚，我对天起誓，我说不上来。”
“嗨，我可清楚，我非常非常清楚，”灰头发说。“我说，干吗你不立刻跳上床去，放松自己，过一会儿，倘若你真的想，就给我打个电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跟人谈谈的话。还有千万别着急。这才是最重要的。听到我的话啦？现在你愿意这么做吗’”
“好吧。”
灰头发的人把话筒在耳朵边继续放了一会儿，然后将它放回到机子上。
“他说什么来着？”姑娘紧接着问他。
他把他那根烟从烟灰缸里挑出来——也就是说，从一堆吸过和吸了一半的烟头中挑出来。他长长地吸了口，说，“他要过来喝杯酒。”
“天哪！你是怎么说的？”姑娘问。
“你不是听到我的话了嘛，”灰头发那人说，眼睛看着她。“你听得见我的话的。不是吗？”他把烟掐灭了。
“你方才真了不起。绝对了不起，”姑娘说，注视着他。“天哪，我觉得自己真像是条狗！”
“哼，”灰头发说，“是够难对付的。我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了不起。”
“你是了不起。你真是神了，”姑娘说。“我都瘫了。我绝对是瘫了。你瞧瞧我l”
灰头发的人看着她。“嗨，说实在的，这局面是够难缠的，”他说。“我的意思是这整个局面是那么奇特甚至都没——”
“亲爱的——真对不起，”姑娘急匆匆地说．一边身子往前伛去。“我想你是着火了。”她用几只手指的指肚在他手背上快快地拂了一下。“没事儿。只不过是一点点烟灰。”她身子靠了回去。“不。你方才真了不起，”她说。“上帝啊，我觉得自己纯粹是一条狗！”
“噼，局面确实是非常非常扎手。那家伙显然是在经受一场绝对的——”
电话铃猛地响起。
灰头发男人说了声“基督啊！”但不等铃第二次响他就拿起话筒。“喂？”他对着话筒说。
“李吗？你睡着啦？”
“不，没有。”
“听着，我只是寻思你一定很想知道。琼安妮刚刚回到家了。”
“什么？”灰头发那人说，把左手搭在眼睛上方，虽然灯是在他的身后。
“是啊。她刚大摇大摆回来了。就在我跟你通话后的十秒钟。我只是觉得乘她上厕所该给你去个电话。听着，真是万分感激。李，我不是开玩笑——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你还没睡着吧，啊？”
“没，没有。我正要——没有，没有，”灰头发说，手仍然搭在眼睛上方。他清了清嗓子。
“是的。事情显然是这样，利昂娜喝得烂醉如泥，随着便他妈的号啕在哭起来，鲍勃要琼安妮跟他们一起出去上哪儿喝杯什么来安定神经。我说不清楚，你是明白的。乱成了一团。总之，后来她回家了。真是乱到家了。说实在的，我想都是因为这该死的纽约。我想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做：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没准得在康涅狄格州给自己找一小块地方。倒不一定非得特别远，只要远得让我们能他妈的过正常生活就行。我是说她非常喜欢种点花草什么的。要是她有自己他妈的花园什么的她没准会乐得发疯。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纽约除了一群疯子之外还认识什么人？你当然不在其列。就算是正常人也迟早会给逼疯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灰头发没有回答。挡在手掌后面的一双眼睛闭得紧紧的。
“不管怎样，我准备今天晚上跟她谈谈这件事。或者，也许明天。她仍然有些醉。我的意思是她从根本上讲还是个非常不错的孩子，如果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稍稍处理得好一些，那么至少该试一试，否则岂不是他妈的太蠢了。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也打算把这件糟透了的臭虫案子理理顺。我一直在考虑。我方才就在琢磨．李。你觉得怎样，如果我当初走进去亲自跟二世谈一谈，我本可以——”
“阿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很想一’
“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你以为我又给你重新打电话什么的是因为我担心我那混账法律事务之类的事。我不担心。我的基本意思是，看在基督的分上，我最最不担心的就是这个。我只是想，要是我不费什么心思就能把二世的事摆平，那我不这样做岂不是个大傻——”
“听着，阿瑟，”灰头发打断了对方的话，把手从他脸上移开，“我忽然觉得头疼得要命。我不知道这毛病是怎么得的。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好不好？明天早上咱们再谈——行吗？”他又听了片刻，然后挂上电话。
姑娘马上又去跟他说话，可是他没有回答。他从烟灰缸捡起一根点燃的香烟——这根是姑娘的——开始往嘴边送去，可是香烟从他手指间滑脱下来。姑娘想在烧着别的东西之前帮他抬起来，可是他却告诉她看在基督的分上坐着别动，于是姑娘抽回了自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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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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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这样做确实有任何意义――其实它连开始有点儿意义都还没有――我想，我可能会以此篇拙作――不管它有多少价值，特别是它在某些段落上是否稍稍有点粗鄙，来纪念我那位已故的粗鄙的后父罗伯特&bull；艾加德加尼安，人称小博比，连我也这么叫他――他于1947年死于血栓，死时他肯定会怀着些许悔恨，却不会有丝毫怨恨。他是一个有冒险精神；极具魅力又豪爽大方的人。（在多年费尽心机有意避免对他使用这类带传奇色彩的形容词之后，我现在觉得在这里倒是非用不可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1928年冬天离婚的，当时我八岁，那年暮春，母亲和博比&bull；艾加德加尼安结了婚。一年以后，博比在华尔街大崩溃中失去了他和母亲所有的一切，看来剩下的只是一根魔杖了。总之，几乎是一夜之间，博比把自己从一个已经完蛋的证券经纪人和再也乐不起来的bonviant（法语，十是的乐天派）变成独立的美国画廊和美术馆联合会的一个活跃，虽然多少有些不称职的经纪人兼鉴定师。几星期后，也就是1930年初，我们这三人一组的“混成旅”从纽约迁居到巴黎，这地方对博比开展他的新业务更为有利：当时我十岁，崇尚冷酷（虽然还没修炼到心如铁石的地步），因此对这次远行丝毫不以为意。倒是九年后我母亲去世三个月之后重新搬回纽约，却使我受到很大打击，令我简直不知所措。
我还记得就在博比和我抵达纽约一两天后所发生的一什挺有意思的事。当时我正在一辆拥挤不堪的沿莱克星顿大街走的公共汽车里站着，手捏着紧挨司机座的搪瓷面立柱，跟身后那家伙屁股顶着屁股。车子开过几个街区司机都不断对我们这些挤在前门附近的乘客发出一个简短的命令：“挪挪窝哎，车后尾空地有的是。”有人稍稍动了动，有的则根本不动。最后，前面红灯亮起给了司机一个机会，这个不胜其烦的人在座位上转过身来朝上盯看我，我就在他的身后。我那时十九岁，属于不爱戴帽子的那类，留了个欧式大背头，平直的黑头发不特别干净，脑门往前鼓出是是有一英寸之多。司机是用压低的、几乎是小心翼翼的声音。“怎么样，兄弟，”他说，“把那屁股挪一挪行不。”我寻思，是“兄弟”那个词把我惹火的。连身子都不屑稍稍弯下一些——那样就可以至少把谈话，像他方才那样，维持在一种私下的以及de bo（法语：趣味高雅）的水平上——我用法语告诉他，他是个粗野、愚蠢、蛮横的大笨蛋，他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恨他。说完，我得意扬扬地朝车尾走去。
事情发展下去变得越来越糟了。方才这事之后的一个来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从博比和我无限期住着的里兹旅馆出门，我仿佛觉得全纽约所有公共汽车上的座椅全给卸了下来，搬出来并且安到了大街上，这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规模极其巨大的抢座位游。我寻思我也许会愿意参加游戏的，倘若曼哈顿教堂作出特许．保证在我坐下之前所有别的游戏参加者都毕恭毕敬地站着的话。等我弄清楚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后，我便采取了更为直截了当的行动。我祈求这个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独身自处的福分——让一我一个人呆会儿呀：这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