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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是你们当中的一个——我想是席林，他准会干这事儿——拎起那只猫后来嘛，我就游到那边去了。不，我再也没有上过沉船。施丢特贝克？听说过。随他的便好了。我并没有把沉船租下来，是不是？有空上我们那儿去玩。”
马尔克使我成为整个秋天里最勤奋的弥撒助手，直到基督降临节①的第三个星期日，我才应邀去他家。基督降临节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能独自辅弥撒，因为古塞夫斯基司铎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助手了。本来，我准备在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日就去马尔克家，并且给他送些蜡烛，但是蜡烛很晚才“配给”下来，因此马尔克也就只好等到第二个星期日才能把蜡烛供在圣母祭坛前。他曾经问过我：“你能给弄几根吗？古塞夫斯基抠得连一根都不愿意往外拿。”我答道：“试试看吧。”我为他弄到一根战争年代十分稀有的、白得像土豆芽似的长蜡烛，因为我哥哥是烈士，所以我们家可以领到这类计划商品。我步行来到物资统配局②，在出示死亡证明书之后领到了一张配给证。我乘电车来到奥利瓦区的特供商店，可是那里的蜡烛已经全卖光了。后来我又专程跑去两次，在基督降临节的第二个星期日总算可以为你提供蜡烛了。正像我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样，我在这个星期日终于能够看见你跪在圣母祭坛前面了。古塞夫斯基和我在基督降临节期间一直穿着紫色的法衣③，可你却连那条别着硕大别针的围巾都没围——这又是一个新花样——早已去世的火车司机曾经穿过的那件经过翻新改做的罩衣已经遮不住衬衣，你的脖子从洁白的衬衣领口直挺挺地伸了出来。
①基督教节日，自圣诞节前第四个星期日至圣诞节。
②战争时期专门负责分配日用品和手工业原料的国家管理部门。
③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基督降临节以及大斋节期间，一律身穿紫色衣袍，以表示对上帝的忤悔。
基督降临节的第二个星期日和第三个星期日，马尔克都在粗糙的地毯上僵直地跪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下午要去拜访他，希望他能信守诺言，在家等我。他的眼睛连眨都不眨——或许只是当我在圣坛前忙碌时才眨一下——呆滞的目光越过供奉的蜡烛盯着圣母的肚皮。他的双手形成了一个陡斜的屋顶，举在额头和思想的前面，交叉的拇指没有触到额头。
我想：今天我要去。我要去看看他。我要仔仔细细地看看他。我一定要去。那儿肯定有点什么名堂——再说他也邀请过我。
东街很短，一幢幢独门小院，空荡荡的篱笆靠在粉刷粗糙的山墙上，人行道上均匀地种着一排排树木——菩提树下的木桩一年前就丢光了，尽管它们一直还需要支撑——眼前的景象使我既扫兴又厌倦，尽管我们西街也是这副模样，充斥着同样的味道，弥漫着同样的气息，同样用它那些里里普特①式的花园年复一年地打发岁月。直到今天，每当我离开科尔平之家——这并非常事——到机场和城北公墓之间的施托库姆或洛豪森去看望旧友，必须穿越许多几乎同样令人扫兴和厌倦的居民区街道，挨着一块块门牌、一棵棵菩提树走下去时，我始终感觉自己在朝着马尔克的母亲，朝着马尔克的姨妈，朝着你，伟大的马尔克走去。花园的小门上挂着小铃，抬脚跨过去，只见一簇簇包着稻草的蔷薇在无雪的寒冬中耷拉着脑袋。花坛里没有种花草，而是用完整的和破碎的波罗的海贝壳镶嵌出各色图案。一只家兔大小的陶瓷雨蛙蹲在一块风化的大理石板上，翻起来的泥土环绕着这块石板，有的地方堆了一些酥松或干硬的泥土。园门和屋前的三级缸砖台阶之间有一条狭窄的小路，要把沉思中的我引向那扇赭石色的半圆拱式大门。小路另一侧的花坛中，同雨蛙一般高的石基上立着一根近乎垂直的、约莫一人高的木桩，上面挂着一个好像山区牧场小屋似的鸟笼：我在两块花坛之间走了七八步，笼里的麻雀却只顾专心吃食。人们本来以为，居民区的气味本该与季节的变化相符，或清新，或纯净，或带有沙土味。可是，在当时的战争年代，东街也好，西街也好，熊街也好，不，整个朗富尔区，整个西普鲁士，甚至整个德国，都散发着洋葱味，散发着那种用人造黄油炸过的洋葱味。我不想武断地说，那是煮在饭里的或者刚切开的洋葱的气味。实际上，当时洋葱非常紧张，几乎哪儿都弄不到。因为帝国元帅戈林曾在广播电台里提到洋葱匾乏的状况，于是，利用他的讲话编成的笑料便在朗富尔区、西普鲁士和德国各地流传起来。
我现在真该把打字机的外壳涂上一层洋葱汁，让它也像我当初一样体会一下那些年里污染整个德国、西普鲁土、朗富尔区、东街、西街并且祛除了弥漫于各地的尸臭的洋葱味。
①里里普特是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国名。
我一步跨上三级缸砖台阶，伸手正要握住门把手，门却从里面拉开了。
马尔克穿着一双毡鞋站在门里，衬衣的领子翻在外面。看样子他刚刚将中分头梳理了一番。一缕缕色泽既不算光亮也不算灰暗的长发僵直而又均匀地从中缝梳向斜后方，发型保持得很好；然而，当我一小时后准备离开时，他的头发已经披散下来，伴随着他的话音在通红的耳朵上抖动不已。
我们坐在通向后院的起居室里，光线从玻璃阳台射进屋里。点心是按照战争时期的配方制作的土豆饼干，吃起来玫瑰香味很冲，使人不禁想起杏仁糖果的味道。点心的旁边放着自制的糖水李子，味道一般化。这些李子是当年秋天在马尔克家的花园里结的——透过阳台左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一株叶子落光了的李子树，树干上涂了一层白石灰。
我坐在指定的椅子上，面对室外，马尔克则背朝阳台，面对着我坐在桌子较窄的一头。
马尔克的姨妈坐在我的左边，侧面射进的光线使她那头灰白的鬈发泛着银光；马尔克的母亲坐在光线最充足的右侧，她的头发梳得较紧，所以显得并不怎么发亮。尽管房间里已经烧得很热很热，马尔克的耳轮、耳轮四周的细发以及颤动着的一绺绺长发的发尖还是勾画出了冬日的寒光。他那宽大的翻领的上部白得耀眼，越往下越显得发灰：马尔克的脖子平平地躲在阴影里。
这两个腰身粗大的女人生在乡下，长在乡下，一双手总是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好，她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总有说不完的话。即使是在和我打招呼和询问我母亲的身体情况时，她们也始终朝着约阿希姆？马尔克。她们通过担任翻译的他向我表示哀悼：“唉，想不到你兄弟克劳斯也留在那边了。我们和他虽然只是见过面，可也知道他是个好小伙子。”
马尔克语气和缓而又坚定不移地控制着话题。过分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在我父亲从希腊寄回战地军邮的那段时间里，我母亲和一些军人关系暖昧——诸如这一类问题，马尔克总要设法干涉：“算了吧，姨妈。在这种乱哄哄的年代，谁愿意来断天下的案子呀。妈妈，这事与你同样毫不相干。
要是爸爸还健在，他的脸准没地方搁，而且绝不会允许你这样议论别人。”
两个女人顺从了他，或者说顺从了那个死去的火车司机，因为每当姨妈和母亲多嘴多舌的时候，他就会委婉地提起他，让她们在亡灵面前保持安静。在聊起前线形势的时候——她们俩搞不清哪里是俄国战场，哪里是北非战场，竟然把阿拉曼①和亚速海②混为一谈——马尔克总是用平和的语调解释正确的地理方位，从来也不发火：“不，姨妈，这场海战发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③，不是在卡累利阿④。”
①埃及北部城镇。1942年，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此受到英军的阻遏。
②苏联欧洲部分边海，1941年至1942年，苏德军队曾在克里米亚半岛进行了激烈战斗。
③西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最大的岛屿。1942年至1943年，日军在此受到美军的沉重打击。
④指位于芬兰湾和苏联拉多加湖之间的西卡累利阿地区。苏芬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长期争夺此地。
然而，由他姨妈开的这个头倒引得我们对所有参加瓜达尔卡纳尔岛海战以及在战斗中被击沉的美国和日本的航空母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马尔克认为，一九三九年开始建造的“大黄蜂”号和“马蜂”号是与“巡逻兵”号吨位相近的两艘航空母舰，它们现在恐怕已在服役，并且参加了这次战斗，因为不是“萨拉托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