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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来，这里竟什么都没有改变。本丘克好象是昨天才离开这里似的。他又从屋子里跑到台阶上来。从院子尽头的小板棚的门里走出一位被艰难的生活压得弯腰驼背的老太太。“妈妈！……怎么会变成这样？……是她吗？……”本丘克嘴唇颤动着，朝她跑去。他从头上扯下帽子，攥在手里。
“你找谁？您我谁？”老太太把手遮在已经失去光泽的眉毛上，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惊愕地问道。
“妈妈！……”本丘克低声叫道。“你怎么啦，不认识我啦？……”
他跌跌撞撞地朝她走去，看见母亲被他的叫声吓得晃了一晃，仿佛被打了一下似的，显然，她是想跑，但是没有力气跑了，于是摇摇晃晃地走起来，就象是顶着大风走似的。本丘克急忙抱住就要倒下的母亲，吻着她那堆满皱纹的小脸和由于惊吓和狂喜而发暗的眼睛，他不知所措，不断地眨着眼睛。
“伊柳沙！……伊柳申卡！……亲爱的儿子！我真没有想到是你啊……主啊，你是从哪儿来的呀？……”老太太小声嘟哝着，想挺直身子，用两条衰弱的腿站稳。
他们走进屋。只是在从激动中平静下来以后，本丘克才重又感到身上那件别人的大衣使他那么不舒服，——它太瘦了，紧箍着胳肢窝，妨碍每一个动作。他如释重负脱去大衣，坐到桌边。
“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多少年没有见到你啦。我亲爱的孩子！你长得这么高啦，而且都显老啦！我怎么能认出你呀！”
“好啦，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妈妈？”本丘克含笑问道。
她一面颠三倒四地讲着，一面忙活着：收拾桌子，往火壶里添着炭，抹着脸上的眼泪和炭灰，不断地跑到儿子跟前，摸摸他的手，浑身哆嗦着，紧靠在他的肩膀上。她烧热了水，亲自给他洗了洗头，从箱子底的什么地方找出来一套旧得发黄的干净内衣给他换上，喂饱了亲爱的客人——一直坐到半夜，眼睛盯着儿子，问这问那，伤心地点着头。
本丘克躺下睡的时候，邻近的钟楼上已经敲了两点。他立刻就睡熟了，进入了梦乡，忘却了现实：他觉得自己是职业学校的淘气的学生，在外面野够了，就躺下酣睡起来，可是母亲却还推开厨房的门，从那里严厉地问道：“伊柳沙，明天的功课都准备好了吗？”——就这样，他脸上浮着紧张愉快的笑容睡熟了。
到天亮，母亲已经来看过他好几次，给他整整被子和枕头，亲亲他那斜垂着一绺亚麻色头发的宽大的前额，又悄悄地走开。
过了一天，本丘克又走了。这天早晨，一位穿着军大衣、戴着保护色制帽的同志到他这里来了，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本丘克立即就忙活起来，急忙收拾好手提箱，把母亲给他洗好的一套内衣放在上面，——不舒服地皱着眉头，穿上那件大衣。他匆匆地和母亲道别，答应她过一个月再来。
“你又上哪儿去呀，伊柳沙？”
“去罗斯托夫，妈妈，去罗斯托夫。很快就会回来……你……你，妈妈，别难过！”他安慰老太太说。
她急忙把自己贴身戴的一个小十字架摘下来，——一面亲着儿子，给他画着十字，一面把十字架挂在他脖子上。整理着领子里的十字架带子，手指直哆嗦，冰凉冰凉的。
“戴着它，伊柳沙。这是——圣尼古拉·米尔利基斯基十字架。大慈大悲的圣徒，他会保护你和拯救你，慈悲的圣徒啊，保护他免灾去难吧……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她把火热的眼睛紧贴在十字架上，嘟哝说。
她拚命拥抱儿子，嘴唇抑制不住地颤抖，痛苦地向下咧着。一滴一滴的热泪，象春雨一样，洒在本丘克的毛烘烘的手上。本丘克把母亲的手从自己的脖子上拿开，皱着眉头，跑到台阶上。
罗斯托夫车站拥挤不堪。地上尽是烟卷头和葵花子皮，简直可以没到脚踝。卫戍部队的士兵在车站广场上兜售公家发的军装、烟草和偷来的东西。在大多数南方沿海城市常见的、由不同种族汇成的人群在缓缓地移动着，喧闹着。
“阿斯莫洛夫香烟，阿斯莫洛夫香烟，零卖！”卖香烟的孩子在大声叫喊。
“贱卖，市民先生……”一个可疑的东方人，鬼鬼祟祟地在本丘克的耳边低声说，并且朝自己鼓胀起来的大衣襟挤了挤眼。“干炒葵花子儿！卖葵花子儿！”挤在车站进口处做生意的大姑娘、小媳妇儿们南腔北调地叫卖着。
六七个黑海舰队的水兵哈哈大笑着，高声谈论着，穿过人群。他们身着节日的礼服，帽带随风飘荡，钮扣闪着金光，肥大的裤脚上沾满了灰尘。人群恭敬地给他们让路。
本丘克走着，慢慢地在人群里挤撞。
“金的？！滚你妈的蛋吧！你的金子是火壶上的金子……你以为我不认识怎么的？”一个火花队的瘦弱士兵嘲笑说。那个卖东西的人摇晃着一条重得可疑的金链子，不服气地对他大声嚷道：
“你懂什么呀？……这是金的！……赤金的，告诉你吧，这是从一个审判员手里弄来的……哼，滚你妈的吧，废物一个！给你看看成色戳子……愿不愿意？”
“船队不起航啦……你还在那里胡说什么呀！”旁边有人说。“为什么不起航啦？”
“报上说的……”
“喂，大耗子，拿到这儿来！”“我们投票拥护‘第五号’。非这样做不可，否则对我们不利……”
“玉米面粥！好吃的玉米面粥！吃吧！”
“兵车司令保证说：明天我们就动身。”
本丘克找到党委会所在的楼房，顺着楼梯走上二楼。一个肩上扛着上了刺刀的日本造步枪的工人赤卫队队员拦住了他。“您找谁，同志？”
“我找阿布拉姆松同志。他在这儿吗？”
“往左，第三个房间。”
一个鼻子很大、头发象甲虫一样黑、身材矮小的人左手的手指头放在西服上衣的衣襟里，右手很有规律地摇晃着，正对一个上了点年纪的铁路工人大发雷霆。
“这样可不行！这根本不是组织！用这样的方法去进行宣传鼓动您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从那个铁路工人脸上窘急、遗憾的神情可以看出，他是想说什么，进行辩解，但是那个黑头发的人没有容他开口；这个人看来非常激动，不想听对方的话，避开对方的视线，喊叫道：“请您立刻就撤销米特琴科的职务！对您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不闻不问。韦尔霍茨基要受革命法庭审判！把他逮捕了吗？是吗？……我将坚决主张，把他枪毙！”他严峻地结束了谈话，把激动的脸转向本丘克；火气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所以厉声问道：“您有什么事？”
“您是阿布拉姆松吗？”
“是。”本丘克把证明文件和彼得格勒一位负责同志写的介绍信交给他，在旁边的窗户台上坐下。
阿布拉姆松仔细地看完了信，忧郁地笑了笑（对自己的大声叫嚷感到难为情），请求说：
“请您稍等一会儿，咱们立刻就谈。”
他让那个满脸流汗的铁路工人走了以后，自己也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领来一个魁梧的、脸刮得光光的军人，下颚上有一道浅蓝色的刀砍的伤疤，颇有基干军官的风度。
“这是我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来，认识认识吧。同志，您……请原谅，我忘记您贵姓啦。”
“我姓本丘克。”
“……本丘克同志……您的专长好象是机枪手吧？”“是的。”
“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个军人笑着说。
他脸上那道伤疤，从耳朵边直到下巴颏，由于这一笑全都变成了粉红色。
“您能否在尽可能短的期间内，为我们的工人赤卫军组织一个机枪队吗？”阿布拉姆松问道。
“我尽力去做。这是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