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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前，一个模样清秀的年轻人走到我的跟前，带着一封他母亲所写的介绍信。天哪，他就是凯普提薇蒂·韦特的儿子！如今凯普提薇蒂是位寡妇，仍然生活在原先的那个州，离她出生的地方二十英里。她的丈夫帕克上校死的时候留给她一大笔财产，而她因为乐善好施在当地远近闻名。她创办了一座乡村图书馆，有几次她给我写信，商议打算要购买的图书。
我并不介意告诉你，在不久前写给她的一封信里，我满怀着恶意的快乐，这样向她暗示过去的时光：“我尊贵的朋友，”我写道，“我浏览了您的乡村图书馆所藏新近出版的图书目录，在那些反复出现在现代学校的小说作品中，我发现有十一册《特里比》和六册《天国孪生子》【《特里比》是英国作家乔治·杜穆里埃的小说。《天国孪生子》是英国女作家莎拉·葛兰的作品。】。我还注意到有几部作品不在其中，它们对我早年生活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斗胆给您寄上几册，衷心希望您能仁慈地接受它们，让它们出现在您的图书馆里，这样，我将不胜欣幸之至。它们是《新英格兰初级读本》和格林的《家庭故事集》。”
二十三岁那年，我刚从大学毕业，并且正在阅读维庸【弗朗索瓦·维庸（1431…1463），被认为是最富独创性的法国诗人。他的讽刺诗主要收集在《小遗言集》和《大遗言集》中。】的诗歌、卢梭的《忏悔录》和博斯韦尔【詹姆斯·博斯韦尔（1740…1795），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他的《约翰逊传》被认为是传记文学的典范。】的《约翰逊的一生》，我确信自己已经理解了人类的全部智慧，懂得了所有值得去弄懂的一切。如今——如今我七十二岁了——我要是能够懂得我二十三岁时自认为已经懂得的那些，我敢肯定，那将是知识和智慧的一个奇迹。
我着手准备成为一名哲学家。祖母在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去世了，这让我拥有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财，而那些把我和祖母的希望（她希望我成为一名福音传播者）联结起来的每一根纽带和感情债务，也被死亡切断了。当我确信自己懂得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想法，要去开开眼界，因为我毫无旅行经验，而且认识的人也很少。
根据塞法斯叔叔的建议，我去了欧洲旅行，投入了两年时间，来开阔自己的视野，也使自己能熟悉国外的人民和习俗。这次旅行有九个月时间是在巴黎度过的，当时那是一座混乱而芜杂的城市，此外，完全和现在一样邪恶。我在拉丁区租了一套单元住宅，并且，出于一种慷慨的天性，我拿出了自己的一大笔收入，资助了几个艺术家和学生，可他们的才能和时间差不多全都用来寻欢作乐了。
就这样，为了支持这群寄生虫而奉献了一笔有形财产之后，我偶然遇见了那个后来成为我的密友的人。梅休因法官是一位巴黎观光客，我们成了愉快的伙伴。正是他把我从那群寄生虫中营救了出来，重新点燃我野心勃勃的激情，这种激情差不多因为维庸和卢梭的恶劣影响而熄灭了。梅休因法官长我一岁，他那位有钱的老爸给他提供财政支援，以满足他那些有益心智而又高尚优雅的爱好。我们俩一起去了伦敦，正是在伦敦逗留期间，我开始了作为一个藏书家的事业生涯。平心而论，对于我的恩人亦即我亲爱的朋友梅休因所给予的启发，我永远心存感激，这一启发使我走上了一条充满甜蜜惊奇和丰厚酬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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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书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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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种藏书家，但我认为总的可以归为三类，即：为了虚荣而收藏，为了获取知识而收藏，以及纯粹出于对于书的尊敬和爱而收藏。下述情况亦并不少见：某人藏书，一开始不过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虚荣心，但不久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工作，成了更纯粹意义上的藏书家。
这就像一个乐于征服女人芳心的人，最后总是发现自己已经成了纯粹激情的俘虏，而本来，他不过是想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而已。我倾向于认为，在图书收藏的每一阶段，都会或多或少掺入虚荣的因素。我甚至认为，虚荣是健全性格的诸多要素之一——我指的不是那种巨大的虚荣，而是谨慎克制的虚荣。如果没有虚荣，世界就没有竞争；而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听到人们嘲笑此人或彼人，因为他只知拼命淘书，却不问书的内容为何。但在我这方面，我要说：此人所为，无可厚非；他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正确地出发了。可能的结果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他将最终变成书的情人和买主。真的，我不关心起点是什么，只要它是个起点。殊途同归，此之谓也。比如登山，有人善走捷径，有人迫从险途，山石嶙峋，其路漫漫，鞋底洞穿，脚掌磨破。
这种狂热的激情，如此微妙又如此富有感染力，一个人在完全拥有它之前几乎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一天晚上他结识了梅休因法官和我，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他就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书痴。但这种激情并不总是以展示和暴烈为标志；有时候，它就像麻疹，缓慢而倔强地“长出来”，遇到这种情形，就应该借助敷药的手段，将病症从致命的部位转移走，否则更严重的后果就会发生。
这是真的，我一位很有学问的朋友奥雷尔医生就曾遇到过几次这样的情况。他告诉我，压制淘书的狂热将带来致命的后果。那本很优秀的出版物《美国医学协会杂志》报告过很多这样的病例。顺便说一句，这本杂志是前外科主任汉密尔顿编辑的，他是服饰文献方面的著名收藏家。
长话短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压制淘书的狂热直接会带来疾病，对此，医学也莫可奈何。俄亥俄有位医生，名叫伍德伯里，写过大量的文章来捍卫“书痴能够治愈”这一理论。但他的绝大多数同行都认为：真正的书痴病势必要经过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并且，他们坚持认为，那些引证由伍德伯里治愈的病例全是假的，要么是些冒牌货，要么就是病情不对，不过是水痘和风症，而不是麻疹。
我的书痴病的首次发作是为了几本古书。书本身是什么无关紧要，只要它的扉页或版权页上印着一个古代的日期，我就铁了心要得到它。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就淘得了一大堆旧书，有许多都编了号，几乎所有的书都惨遭虫蛀，一幅可怜兮兮的样子。
有一天，我走进一个叫斯蒂布斯的人所开的小店，问他能不能弄到几本十六世纪的印刷品。
“有，”斯蒂布斯先生说，“我有满满一地窖这玩意儿，一般我是论吨或者是论捆卖的。”
也就是这一天，我把自己收藏的那些老古董遣散了，只留下普林【威廉·普林（1600…1669），英国政治家、作家，1633年，因其攻击剧院的文章《演员的悲剧》而被捕入狱，并被割掉耳朵。】的《演员的悲剧》和《贺拉斯全集》（八卷本，1501）。然后，我就对英国民谣开始感起兴趣来——一个高尚的主题，对之我一直保持着尊敬和爱。保存良好、注释丰富的那些卷册被存放在我前室中编号为3、6、9的书柜里，时刻准备着您在任何时候访问我安静、舒适的家时，展示给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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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脑袋不长毛（1）
梅休因法官有一个很特别的理论：在人的身体中，心灵位于靠近重心的某个地方。在我看来，这乃是佛家的一项信条。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样的高论避之唯恐不及（就像人们尽可能避免卑劣之事一样），以免人家把我归到（哪怕是稍有此意）其他不同于公理会的任何信仰或教派。
但我注意到，每当我恐惧、高兴或者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情绪感受的时刻，我的胸口总是隐隐作痛，倒真的就像我身体系统的中心也就是我神经智力系统的中心，那些被聚焦于此的情绪感受，借助七扭八曲的信息通道，从身体的某个部位迅速传遍全身。
我曾经向梅休因法官说到过这一情状，他似乎颇为得意。“我的朋友，”他说，“你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灵，我恳请你善待之，它是书痴心灵的最佳典范。它敏捷的理解力，意味着能够对刹那间的印象和热情做出机警而敏锐的反映。你刚才对我讲的这些使我确信：你生来就注定要在收藏科学艺术书籍方面取得不俗的业绩。你不久就会变成秃子——没准会跟托马斯·霍布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曾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