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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病都好了。他的同事霍博托夫来过两三次，他也建议戒酒，而且无缘无故推荐他服用溴化钾①药水。
①一种镇静剂。
八月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来信，请他来商量一件重要的事。他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府，在那里安德烈·叶菲梅奇还遇到了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学监，市参议员，霍博托夫，另外还有一位肥胖的浅发的先生，经介绍，这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有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人的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的养马场，现在是顺路来到这里。
“这里有一份你们医院的报告，”大家互相打过招呼围桌坐下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多雷奇说，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大小，应当把它搬到侧屋去。当然啦，搬是可以的，这不成问题。关键是侧屋需要整修一番。”
“是的，不整修恐怕不行，”安德烈·叶菲梅奇考虑一下说，“比如说，拿院子角上的侧屋充当药房，那么这笔费用我认为至少②需要五百来卢布。这是一笔非生产的开支。”
②原文为拉丁文。
大家沉默片刻。
“十年前我有幸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继续道，“若要保持这个医院的现状，那么它将是城市的一个不堪负担的奢侈品。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成的，可是要知道那时的条件跟今天的不一样。现在城市把过多的钱花费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上。我认为，采用别的办法，这笔钱完全可以维持两所模范的医院。”
“那就让我们采用别的办法吧！”市参议员赶忙说。
“我已经有幸呈报：把医疗机构移交地方自治局管理。”
“是啊，您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它可就中饱私囊了。”浅发医生笑了起来。
“历来如此，”市参议员表示同意，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垂头丧气地用阴沉的目光看着浅发医生说：
“说话要公道。”
又是一阵沉默。茶端上来了。那个军事长官不知怎么很不好意思，他隔着桌子碰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修士：既不玩牌，也不爱女人。跟我们在一起您一定觉得无聊吧。”
大家谈起，在这个城市里，上流人士的生活是多么沉闷。没有剧院，没有音乐，近来在俱乐部的舞会上，二十来位女士才有两名男舞伴。年轻人不跳舞，老是挤在小吃部旁边，不然就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谁也不看，慢慢地平静地开始讲到，城里人把他们的精力、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播弄是非上，不会也不想把时间用在有趣的交谈和读书上，不愿意享受智慧带来的乐趣，这真是可惜，太可惜了。只有智慧才是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低微的不值一提的。霍博托夫一直用心听着自己同事的话，突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号？”
听到回答以后，他和浅发医生用一种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官的口气开始向安德烈·叶菲梅奇发问：今天是星期几，一年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否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安德烈·叶菲梅奇红着脸说：
“是的，这是一个病人，不过他是个有趣的年轻人。”
此后再没有人向他提任何问题。
当他在前厅里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一手按住他的肩头，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老头子都该退休啦！”
离开了市政府，安德烈·叶菲梅奇这才明白，这是个奉命来考查他的智能的委员会。他想起对他提的那些问题，不禁脸红起来，不知为什么现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医学感到惋惜和悲哀。
“我的天哪，”他想，又记起两名医生刚才怎么考查他，“要知道他们不久前还在听精神病学的课程，参加考试，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无知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感到气愤。
当天晚上，邮政局长来看他。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没打招呼，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两只手，激动地说：
“亲爱的，我的朋友，请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一片好意，并把我当作您的朋友……亲爱的！”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分说，激动地继续道，“我因为您有教养、灵魂高尚而爱您。请听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医学守则要求医生向您隐瞒真相，而我作为军人只说实话：您病了！原谅我，亲爱的朋友，但这是真的，您周围的人早已觉察到了。刚才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大夫对我说，为了有利于您的健康，您必须休息，散散心。完全正确！太好了！过几天我去请假，我也想外出换换空气。请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道走！仍旧照往日那样一道走。”
“我觉得我完全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说，“我不能去。请允许我用别的方式来表明我们的友谊。”
出门远行，不知去哪儿，有何必要，没有书，没有达留什卡，没有啤酒，完全改变了二十年来养成的生活方式——这种主意他起先觉得毫无道理十分荒唐。可是他想起了在市政府的谈话，想起了离开市政府回家路上那份沉重的心情，他又觉得暂时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些把他当成疯子的蠢人，也未尝不可。
“那么您本人打算去哪儿呢？”
“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我在华沙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多么美丽的城市啊！我们一道去，亲爱的朋友！”
。。
第六病室十三
生
十三
过了一个星期，医院建议安德烈·叶菲梅奇休息，也就是要他提出辞职，对此他表现得相当冷淡。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已经坐上邮车，动身去最近的火车站。天气凉爽Ｊ青朗，蓝湛湛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原野，去那里有二百俄里路程，得走两天，沿途歇两夜。每到一个驿站，总有人端来茶水，杯子很脏，或者套马的时间长了，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便气得涨红了脸，浑身哆嗦，大声喝斥：“闭嘴！别说废话！”坐进远程马车之后，他就一刻不停他讲起昔日去高加索和波兰王国旅行的事。多少惊险的经历，多么热情的接待！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同时做出一副惊讶的神色，让人以为他是在吹牛。另外，他讲话时总是冲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呵气，在他耳畔哈哈大笑，弄得医师很不自在，也妨碍他思考和集中精力。
到了火车站，他们为了节省开支，买了三等车厢的票，坐进一节不准抽烟的车厢里。半数乘客是上流人士。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很快就跟他们搞熟，从一张座椅挪到另一张座椅，大声说，真不该在这种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上当受骗！骑马走就完全不同啦，一天赶上一百俄里，过后仍然觉得精力充沛，舒服得很。至于讲到我们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平斯克沼泽地的水都叫人排干了。总而言之，到处都糟透了。他慷慨激昂，高声谈笑，不准别人插嘴。这种无休止的吩叨，哈哈大笑和富于表情的手势，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倦。
“我们两人到底谁是疯子？”他懊丧地想，“是我这个竭力不打搅乘客的人，还是这个自以为比谁都聪明有趣因而不让人安静的利己主义者呢？”
在莫斯科，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服和带红镶条的军裤。外出时再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所以走在大街上不断有士兵向他立正敬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才感到，这个出身贵族的人原有的良好素养已经丧失殆尽，只留下一些恶习。他喜欢别人伺候他，甚至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这样。火柴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也看见了，但他还是向仆役嚷嚷，要他拿火柴来。在女仆面前他穿着内衣裤走来走去也不觉得难为情。他对所有的仆人，哪怕是老人，一律以“你”称呼，发火的时候，就骂他们是蠢货和混帐。照安德烈·叶菲梅奇看来，这些都是老爷派头，但令人讨厌。
首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把他的朋友领到伊维尔教堂里。他热烈地祈祷，不住地磕头，流下眼泪。做完祈祷，他叹口气说：
“即使你不信教，可是祷告一下就会感到安心些。吻圣像呀，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有些尴尬地吻了吻圣像。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则嘬起嘴唇，晃着脑袋，嘴里念着祷词，又热泪盈眶。随后两人去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观看了炮王和钟王，还用手去摸一摸，欣赏了莫斯科河南岸的景色，参观了救世主教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