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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病室一
生？
第六病室
一
在医院的后院里有一座不大的偏屋，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房子的铁皮屋顶已经生锈，烟囱塌了半截，门前的台阶早已腐朽，长出草来，墙上的灰浆只留下斑驳的残迹。偏屋的正面对着医院，后面朝向田野；一道带钉子的灰色围墙把偏屋和田野隔开。这些尖端朝上的钉子、围墙和偏屋本身，无不显得阴森可怕，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才会有这种特殊的外观。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螫痛，那您就沿着一条通向偏屋的羊肠小道走去，让我们看一看里面的情景。打开第一道门，我们来到了外室。这里的墙下和炉子旁边扔着一堆堆医院里的破烂。床垫啦，破旧的病人服啦，长裤啦，蓝白条纹的衬衫啦，毫无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皱皱巴巴的破烂混杂在一起，胡乱堆放着，正在霉烂，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臭味。
看守人尼基塔，嘴里咬着烟斗，老是躺在这堆污七八糟的废物上。他是个退伍的老兵，那身旧军服上的红领章早已褪成棕黄色。他的脸严厉、憔悴，两道下垂的眉毛给他的脸增添一副草原牧羊犬的神气，鼻子通红。他身材不高，看上去瘦骨伶仃，青筋暴突，可是神态威严，拳头粗大。他属于那种头脑简单、唯命是从、忠于职守、愚钝固执的人，这种人最喜欢秩序，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因而深信：他们就得挨打。他打他们的脸、胸、背，打到哪儿算哪儿，相信不这样就不能维持这里的秩序。
再往里走，您便进入一间宽敞的大房间，如果不算外室，整座房子就由它占去了。这里的墙壁涂成暗蓝色，天花板熏黑了，跟没有烟囱的农舍一样——显然，到了冬天，这里的炉子日夜冒烟，煤气很重。窗子的里边装着铁栅栏，样子难看。地板灰暗，粗劣。满屋子的酸白菜味，灯芯的焦糊味，臭虫味和氨水味，这股浑浊的气味让您产生的最初的印象是，仿佛您进入了一个圈养动物的畜栏。
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在床上坐着、躺着的人都穿着蓝色病人服，戴着旧式尖顶帽。这些人是疯子。
这里一共五个人。只有一人贵族出身，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靠近房门睡的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褐色的小胡子亮闪闪的，泪眼模糊，托着头坐在床上，定定地望着一处地方发呆。他日日夜夜发愁，摇头，叹气，苦笑。他很少参与别人的谈话，即使问他什么，他也照例不答。给他端来食物，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剧烈而痛苦的咳嗽，骨瘦如柴的模样和脸颊上的潮红可以推断，他正害着痔病。
在他之后是个矮小、活泼、十分好动的老头子，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一头乌黑的鬈发，像黑人似的。白天他在病室的两扇窗子间不停地踱来踱去，或者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自己床上，同时无休止地吹着口哨，学灰雀啼叫，还小声唱歌，嘿嘿窃笑。他的这种孩子气的乐趣和活泼的性格，即使在夜里也有所表现：他常常爬起来向上帝祷告，也就是用双拳捶胸，用手指头抠抠门缝。他就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大约二十年前他因为帽子作坊起火烧毁而神经错乱，成了疯子。
第六病室的全体病人中，只有莫谢伊卡一人被允许外出，甚至可以离开医院上街去。他很久以来就享受着这一特权，大概因为他是医院的老住户，又是个不伤人的文疯子，再者他成了城里供人逗乐的丑角。只要他一出现，立即被一群孩子和狗围住，对此人们也早已看惯了。他穿着难看的病人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有时光着脚，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门口站住，讨个小钱。有的给他克瓦斯，有的给点面包，还有人给个小钱，所以他回来时通常已吃饱喝足，还发了点小财。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让尼基塔没收了去归自己享用。这个老兵做这种事很不客气，他粗鲁地、气急败坏地把他的每一个口袋都翻过来，还呼唤上帝来作证，说他今后绝不再放犹太人上街，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是不守秩序。
莫谢伊卡喜欢帮助人。他给同伴端水，在他们睡着的时候给他们盖好被子，答应下次从街上回来送每人一个小钱，并且给每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给左边的邻居，一个瘫痪病人，用勺子喂饭吃。他这样做既不是出于怜悯，也不是出于什么人道方面的考虑，他只是无形中受了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影响，模仿他这么干的。
伊凡·德米特里·格罗莫夫是个三十三岁的男子，贵族出身，担任过法院民事执行员，属十二品文官，患有被害妄想症①。他要么缩成一团躺在床上，要么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像在活动筋骨，很少有坐着的时候。一种令人惊慌不安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等待，弄得他总是十分兴奋、急躁、紧张。外屋里只要有一丝动静，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便立即抬起头，侧耳细听：莫非是有人来找他？要把他抓走，这时他的脸上就露出极其惊慌和厌恶的神色。
①一种精神疾患，自以为受人迫害。
我喜欢他那张颧骨突出的方脸盘，它总是苍白，悲伤，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他那颗饱受惊吓又苦苦挣扎的心灵。他的脸相是奇特的，病态的，然而那清秀的面容虽则刻下深沉而真诚的痛苦，却显出理智和知识分子所侍有的文化素养，他的眼睛闪出温暖的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他本人，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对所有的人都异常客气，除了尼基塔。谁要是掉了扣子或者茶匙，他总是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拾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跟同伴们道早安，躺下睡觉时祝他们晚安。
除了一贯紧张的心情和病态的脸相外，他的疯病还有如下表现：有时在傍晚，他裹紧那件破旧的病人服，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开始在墙角之间、病床之间急速地走来走去。好像是，他正害着厉害的寒热病。有时他突然站住，看看他的同伴们，想必他有十分重要的话要说，可是他又显然考虑到他们不会听他讲话，或者即使听也听不懂，于是他便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走来走去。可是不久想说话的欲望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就放任自己，热烈地、激昂他讲起来。他的话没有条理，时快时慢，像是梦吃，有时急促得让人听不明白，然而在他的言谈中，在他的声调中，有一种异常美好的东西。听他说话，您会觉得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人。他的疯话是难以写到纸上的。他谈到人的卑鄙，谈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谈到人间未来的美好生活，谈到这些铁窗总是使他想到强权者的愚蠢和残酷。结果他的话就成了一支杂乱无章的集成曲，尽管是老调重弹，然而却远没有唱完。
……
第六病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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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约十二年或十五年前，文官格罗莫夫住在城里一条最主要的大街上。他拥有私宅，颇有名望，家道殷实。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凡。谢尔盖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得了急性肺结核，死了。他的死像是开了个头，此后一连串的不幸突然落到这家人头上。刚埋葬了谢尔盖，一周后，年老的父亲因为伪造单据盗用公款受到起诉，不久因伤寒病死在监狱的医院里。房子和全部动产均被拍卖，弄得伊凡·德米特里和他的母亲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了。
从前，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伊凡·德米特里住在莫斯科，在那里上大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不知道什么叫穷，后来他不得不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只好从早到晚去教报酬很低的家馆，做抄写工作，却仍旧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计了。伊凡·德米特里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他垂头丧气，变得虚弱不堪，不久就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在这里，在这座小城里，他多方托人，谋到了县立学校的一份教职。但他跟同事相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不干了。母亲又去世了。他有半年之久失业在家，只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就当上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因病被解职为止。
他向来没有给人留下健康的印象，即使在青春年少的大学期间也是这样。他总是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经常感冒，吃得少，睡不好。只要一杯红葡萄酒就能弄得他头昏脑涨，歇斯底里发作。他总想跟人们交往，但由于他生性急躁、多疑，他没有朋友，没有一个至交。他对城里人的评论向来带着轻蔑，老说，他们的粗鲁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