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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这……”我犹豫不决。“就凭着你这样，还想和‘地瓜干子离婚’？”郝青林鄙夷地看着我。“我……签……”我的手紧张得像鸡爪子一样蜷曲着，哆哆嗦嗦地抓着笔，歪歪扭扭地在信上写了自己的名字。郝青林走了，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狂跳，仿佛刚刚去偷了人家的东西。我想，郝青林是不是要拉个垫底的呢？
郝青林的信发出去一个星期，要塞区政治部主任和保卫处长就坐着吉普车来到黑沙滩农场。左场长不但不认“罪”，反而发表了一些更加出格的言论。政治部主任请示要塞区党委后，宣布场长停职检查。郝青林则一下子成了全区闻名的人物。我呢？保卫处长跟我谈了一次话。问我是怎样识别出左场长的“民主派”真面目的，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郝青林让我签名，我就签了一个……”保卫处长摇摇头，放我走了。他大概一眼就看穿了我是一个不堪造就的笨蛋。不过，很快我就人了团，我想，这很可能是沾了签名的光了吧。
这一年，黑沙滩农场种了三百亩小麦。场长下野之时，正逢小麦灌浆季节。一阵阵干燥的西南风吹得黑沙滩上沙尘弥漫。小麦的叶子都干巴巴地打着卷。场长的事情一直也没有个结局。让他停职检查，他根本不理茬儿。要塞区党委好像也不是铁板一块，指导员请示过几次也没得到个明确的答复。指导员只好分配他去浇麦田，派我和刘甲台跟他一起去。
我们在机房门外搭了个窝棚，白天黑夜都待在田野里。我和刘甲台轮着班看柴油机，场长一个人看水道。看着潺潺清流淌进麦田，看着浇过水的水麦支楞起鲜亮的叶子，场长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他扛着铁锹，沿着沟渠踽踽行走。望着他的伛偻背影，我的心里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唱一支歌，骂一句娘，可怜一下令人怜悯的背时女人，就是“民主派”吗？我确确实实糊涂了。
派我来浇地时，指导员曾跟我个别谈过话，他要我监督场长和刘甲台的行动，注意搜集他们的反动言论。多少年后，我才猜想出一点指导员派我和刘甲台监督场长的用意：我是一个傻二愣，刘甲台是一个牢骚大王。我愣，才最可靠；刘甲台嘴怪，才能引导场长暴露。何况，刘甲台还讽刺过指导员，他是想借机把他打成个“小民主派”吧？
农历五月初的夜晚，被太阳烘烤了一天的黑沙滩温暖得像一床被窝。我们把连续运转了十几个小时、机体灼热的柴油机停下来，坐在被白天的太阳晒得热乎乎的细沙上。满天星斗灼灼，不远处，沉睡的大海在喁喁低语，场长的烟头在一明一暗地闪烁。
“给支烟抽吧，老头子。”刘甲台说。
场长默默地把烟递给他。刘甲台抽出一支点上，把烟盒递到我面前：“来一支吧？新兵蛋子。”
我摇摇头，拒绝了。
“新兵蛋子，你那个老乡就要入党了，已经开始填写志愿书了。”
“我听说了。”
“奶奶的，这年头要入个党也真够容易的。哎，老头子，你不再发表几句反动言论了吗？再唱唱那个《大轱辘车》，赶明儿我也写封信，糊弄个党员当当。”
场长沉重地叹息一声，仰倒地沙地上。
“你呀，白活了五十多岁！你干吗瘦驴拉硬屎，充好汉。睁只眼，闭只眼，混混日子得了，这不，弄了个身败名裂，加夜班浇地……”
“你给我滚，我用不着你个毛孩子来教训我！”场长折起身，怒吼着。
“老头子，别发火，别发火。我哪里敢教训你？我是开导你哩。来，抽咱支烟，别看咱每月七元钱，抽烟的水平比你这个老志愿军还高。场长，我真不明白，你干吗不找个女人？别看你老得干巴巴的，就凭着每月九十元工资，找个大闺女没问题。”
“嗨，你才是一个不到两年的新兵。要是二十年前，碰上你这样的熊兵，我不踢出你的屎汤子来算你模样长得端正。”场长无可奈何地接过刘甲台的一支烟，点上了火。
“算啦，场长，别提你那二十年前了。我知道你那时是个少尉，肩上挂着牌子，腰里扎着武装带，走起路来皮鞋咔咔响。老皇历，过时了。现在是七十年代，天翻地覆了。我真不明白，你怎么突然唱起那么一支歌，场长，你说说，为什么要唱那么一支歌？”
“我也说不清……”场长又仰在温暖的细沙上，双眼望着天上的繁星的那条灰白色的天河，梦幻般地说着。
“我突然想起报名抗美援朝时，第二天就要去区里集中了，趁着晚上大月亮天，我和我媳妇赶着牛车往地里送粪，她坐在车辕杆上，含着眼泪唱过这支歌……后来，她死了……难道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把老百姓革得忍饥挨饿吗？为什么就不能家家有头黄牛有匹马，有辆大轱辘车呢？为什么就不能让女人坐在车辕杆上唱唱《大轱辘车》呢？……”
场长狠命地吸了一口烟，一点火星一瞬间照亮了他那张疲惫苍老的脸。夜色苍茫凝重，旷远无边。远处传来海的低呜。马尾松林里栖息的海鸟呓语般地啁啾着。一颗金色的流星像一滴燃烧的泪珠，熠熠有声地划开沉沉的夜幕。黑沙滩的夜，真静啊……
“场长，你唱吧，唱吧……”刘甲台动情地说。
“你唱吧，场长……”我鼻子不通气，像患了感冒。
“雪白浪像长长的田埂，一排排涌过来。浪打湿了她的衣服，漫到了她的膝盖。‘孩子，闭住眼。’她说。‘妈妈，我们到哪儿去？’女孩儿问。‘去找你爸爸。’‘爸爸离这儿远吗？’‘不远，快到了。你别睁眼。’海水已经漫到她的胸膛，浪花抽打着她的脸。她站立不稳，身子摇摇晃晃。‘妈妈，怕……怕……’女孩儿哭起来。‘不怕，秀秀，不怕，就要到了……’她的衣服漂起来了，她的头发飘起来了。海水动荡不安，浪潮在呜咽着……”
“你为什么不去救她？你眼见着她走向死亡，你的心是铁打冰铸的？”妻子抓住我的胳膊使劲几摇撼着，她爱动感情，唏嘘着说。
“这是我的想象，我想，她应该这样走向大海……”我对妻子解释着。
……在我们三个人浇麦子的那些日子里，疯女人像个影子一样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她有时走到我们不远处，定定地望着我们，嘴唇哆嗦着，仿佛有什么话要说。我们一抬头看她，她就匆匆离开，当我们不去注意她时，她又慢慢地靠上来。有一天上午，场长到很远的地方改畦去了。刘甲台躺在窝棚外的沙地上晒着鼻孔睡觉。我坐在机房前，修理着一条断马力带。那女人怯生生地走上前来。小女孩儿在她怀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一见我，就伸出小手，说：“叔叔，吃肉……”这孩子，竟然还认识我。我赶忙跑进窝棚，把早晨剩下的两个馒头递给女人。她连连后退着说：“不要，俺不要，俺想跟你打听点事。同志……听说，场长犯错误了？”
“嗯哪。”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是反革命？”
“也许是吧。好了，你快走吧，不要在我们这儿转来转去，影响不好。”
“好，好，好，这就好了。”女人把脸贴在女孩儿脸上，半哭半笑地说着，“秀秀，这下咱娘俩有指望了……”
女人走了。望着她的背影，我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个精神病……”
当天晚上，我们在窝棚门口吃饭。黯淡的马灯光照着场长那张黑黑的脸，几只飞虫把马灯玻璃罩子撞得噼噼啪啪的。忽然响起刷拉刷拉的脚步声，一个长长的影子在我们面前定住了。
“谁？”场长瓮声瓮气地问。
那影子急剧地移动着，来到我们面前。啊！是她。她打扮得整整齐齐，胳膊上挎着小包袱，怀里抱着孩子。一到场长面前，她扑通跪在地上，抽泣着说：“好人，好大哥，你行行好，收留了俺娘俩吧……你是反革命，我也是反革命，正好配一对……好大哥，俺早就看出你是个好人，你别嫌俺疯，俺一点也不疯……俺给你烧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