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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这女士看起来很喜欢他——尤其是当他不在场的时候——她一再引用她那“心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的话。这使她显得特别可笑。“丈夫”这个词似乎永远——套用一句她本人的妙语——永远“停泊在她的舌尖上”。同时，全船的人都看得出，他以最明显的方式回避着她，多数时候把自己独自关在船舱里。事实上，可以说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里面，一任妻子自由自在，尽情尽兴地在主舱的乘客中间肆意取乐。
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我下了这样的结论，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无常命运，抑或是突发奇想，在狂热而古怪的激情的支配下，艺术家被蛊惑了，娶了个丝毫配不上他的人。随之出现的结果自然是，迅速产生厌恶，而且很彻底。我从心底里同情他——但却做不到因此而完全原谅他对《最后的晚餐》那桩事的隐瞒。我打定主意要进行报复。
一天，他来到了甲板上，我像往常那样挽着他的胳膊，来来回回地溜达。他的忧郁看起来一点都未消退（我觉得处在他的情况下，这很自然）。他的话很少，即便挤出几句来，也抑郁得要命。我斗胆说了一两个笑话，他试图微笑一下，可是比哭还难看。可怜的家伙！——想到他的妻子，我怀疑他怎么有心情强装笑颜。我决定针对那长方盒子展开一连串的冷嘲热讽，旁敲侧击，好让他慢慢明白，我可不上他那点玄虚把戏的当。第一步是揭开伪装，露出冰山一角。我说了一些诸如“那盒子的特殊形状……”之类的话，脸上挂着心照不宣的微笑，眨着眼，用手指轻轻捅了捅他的肋骨。
怀亚特对我那无伤大雅的玩笑的反应，让我立刻确信，他疯了。起初他瞪着我，好像听不懂我的俏皮话；然后，话里的含义像是慢慢钻进了他的脑子，他的眼睛渐渐地越睁越大，简直突出了眼眶。他满面通红——紧接着又苍白得吓人——再接下来，他像是被我暗示的东西给逗乐了，令我吃惊地放声狂笑起来，越笑越凶，一直持续了十多分钟。最后，他“咣”
地一下直挺挺地摔倒在甲板上。我奔过去扶起他时，发现他已经和死人毫无二致。
我赶紧呼救，大家好不容易把他弄醒过来。苏醒后，有一段时间他一直语无伦次地说着什么。最后，我们给他放了血，把他放到了床上。第二天他就完全恢复了，这只是说他的身体而言，对他的精神我当然无话可说。我听从了船长的建议，在剩下的旅途中避免与他见面。
船长同我一样认为他精神错乱了，不过他警告我不要对船上的其他人说起这事。
这事过后，紧接着又发生了几件事，加深了我本来就有的好奇。其中一件是这样的：我神经紧张——喝了太多浓茶，晚上睡得很糟糕——实际上，有两个晚上，我简直就是彻夜难眠。现在，同船上其他单身男子的房间一样，我的房门也是正对着主舱，即是餐厅。怀亚特的三个房间在后舱，与主舱隔着一道小滑门，这门即便在晚上也不上锁。因为总是刮着风，而且还不小，船向下风方向倾斜得厉害。每当右舷倾向下风时，两个船舱之间的滑门就会自动滑开。然后它也就这么开着，没人会费劲爬起来把它关上。可我的铺位很巧合，当我的舱门和滑门同时敞开（因为天热，我自己的房门总是开着），我能清楚地看到后舱，而且看到的部分，恰恰是怀亚特先生的几个舱房。在我醒着的两夜里（不是连着的），我分明看到，怀亚特夫人每晚十一点都偷偷溜出怀亚特先生的房间，走进那个空着的特别包房，一直呆到黎明，等他丈夫来叫她的时候才回去。显然，他们实际上是分居的。他们有各自的房间——毫无疑问计划着离婚，永远井水不犯河水；我一直对那间多余的舱房感到好奇，它的秘密原来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情况让我很感兴趣。在那两个不眠之夜，怀亚特夫人一消失在那间特别包房里，她丈夫的房间就传出一阵异常小心、压得很低的声响。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聆听一会儿，我终于成功地领悟了那声音的含义。画家在用凿子或者木槌之类的工具摸索着打开长方盒子——木槌的响声闷闷的，显然是用棉毛类的软东西蒙住了槌头。
这样倾听着，我想我能准确地判断出他何时把盖子撬开——也能听出他何时把盖子移开，何时把它放在下面的铺位上。这后面一点，是从听到盒盖碰到木头床沿发出的轻微“啪嗒”
声得知的——他放得非常小心，地板上没处可放。这之后是一片死寂，直到黎明我再也没听到任何动静。除非我可以说我听到了低声的啜泣或喃喃的细语，但声音很压抑，几乎听不见——当然，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我说它像啜泣或是叹息——不过，当然了，它也可能哪一样都不是。我宁愿认为那是我的耳鸣。毫无疑问，怀亚特先生只是在依照老习惯纵情于自己的嗜好——也就是突然沉溺于对艺术的热情中了。他打开长方盒子，是为了饱览里面那幅珍贵的画作。然而里面没有任何可让他啜泣的东西。因此，我再次说明，那一定只是我自个儿的幻觉，是好心的哈迪船长的绿茶让我不对劲了。在我提到的这两个夜晚，就在破晓前，我清楚地听到怀亚特先生重新盖好盒盖，用蒙住布的木槌把钉子照原样钉好。做完这些，他就穿戴整齐地走出房间，去怀亚特夫人的房间里把她叫出来。
我们在海上航行七天了，离开哈特拉斯角时，刮起了一场猛烈的西南风。不过我们对此有过一番准备，因为天气威胁我们已经有一阵子了。船只上上下下每样东西都弄妥当了，不会受到风寒侵袭。由于风越刮越猛，我们最终无法继续前行，后桅纵帆和前桅帆都折叠了起来。
就这样，我们安全地漂行了四十八个小时——这船在许多方面都证明了自己确实是艘出色的海船，始终没灌进海水。但是后来，微风已演变成飓风，我们的后帆被撕得一条一条的，使得我们的船置身浪尖风口，连遭几个大浪袭击。这场事故里，有三个人和小厨房一起被卷入大海，差不多整个左舷的舷墙都不见了。还没等我们醒过神来，前桅帆又裂成了碎片。我们撑起了抑制风暴的支索帆，船儿在海面上劈波斩浪，顺利航行几个小时，比以前行驶得稳当了些。
然而风还是一直刮着，看不出任何减弱的迹象。我们发现，船上的索具不太适宜，绷得太紧了；起大风的第三天，大约下午五点钟，船的后桅迎风倾斜得很厉害，都越过船舷了。
因为船身摇晃得剧烈，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想把它清除掉，也只是白费了劲儿。这边还没弄停当，船匠奔到了船尾来，嚷着说船舱里积了四英尺深的水。雪上加霜的是，水泵阻塞了，几乎没法再用。
眼下，一切都混乱不堪、让人绝望——我们设法减轻船的重量，摸到什么货物就把它往海里扔，把剩下来的两根桅杆也砍掉了。后来我们终于干完了这些——但还是修不好水泵；而且与此同时，漏进来的水正以极快的速度逼近我们。
日落时分，肆虐的狂风明显减弱，海面上也平静了下来，我们还抱着用救生艇自救的微弱希望。到了晚上八点，云层随风散去，现出一轮满月——这真是个好兆头，我们萎靡的精神为之大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们终于顺利地把大救生艇放了下去，所有船员和大部分乘客都挤了进去。这批人立刻出发，经过许多磨难，终于在失事的第三天安全抵达了奥克拉科克港。
船长和十四名乘客留在大船上，决心把命运系诸于船尾的小艇。我们没花什么力气就把它降了下来，不过下水时没覆没在海里实在算是个奇迹。船里坐的是船长夫妇、怀亚特先生一行、一个墨西哥官员、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和一个黑人男仆。
当然，除了一些绝对必需的装备、食物和身上的衣服，小船上再没多余的地方可以放东西了。没人想到去抢救别的什么。刚划出几英寻远，最最让人吃惊不已的事情发生了，怀亚特先生从船尾的座位上站起来，冷冷地要求哈迪船长把船划回去，他要取他的长方盒子！
“坐下，怀亚特先生，”船长带着几分严厉地说，“你要是不老老实实坐着会把船弄翻的。这会儿船舷差不多已经在水里了。”
“那盒子！”怀亚特先生站在那儿大喊道，“那盒子，我说！哈迪上尉，您不能，您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