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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也不能，把东西放过去的时候，可以在它四周垫上一层厚厚的棉花。再则，我们这个案子要求我们在动手的时候没有声音。”
“可是你不能都拆开——你不能拆散所有的可能以你谈到的方式存放东西的家具。一封信可以缩成一个小纸卷，同一根粗的织绒线针的形状大小差不多，可以把这样的信塞到，譬如说，椅子的横档里。你没有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吧？”
“当然没有；可是我们干得更出色——我们检查了旅馆里每一把椅子的横档，甚至还有每一种家具的接头，因为可以使用倍数很高的显微镜。万一有什么新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能万无一失地立刻检查出来。例如，一粒手钻的木屑大概会变得象苹果一样明显。胶接的地方有什么变动，接头上出现任何不常见的缝，都是保险要经过检查的。”
“我想，你大概也检查了镜子的底板和镜面玻璃之间的情况，床和床上用品，还有帘幕和地毯。”
“那是当然罗；我们用这种方式对家具的每一个细微地方彻底检查完毕之后，就开始检查房子本身。我们把房子的整个表面分成若干部分，都编上号，为的是一处也不会遗漏；然后我们仔细研究了整幢房子的每一个平方，包括它隔壁的两幢房子，我们和先前一样也使用显微镜。”
“隔壁的两幢房子！”我大声说，“你们一定费尽了千辛万苦。”
“我们是费了力，不过给我们的报酬也是非同小可。”
“你检查了房子周围的地面了吗？”
“所有的地面都铺了砖。这给我们造成的麻烦也比较小。我们检查了砖块之间的青苔，发现都没有动过。”
“你们当然查阅了d一的文件，也查过了他藏书室里的书吗？”
“当然；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包包裹裹；我们不仅打开了每一本书，而且每一本都一页一页地翻过，而不是象我们的有些警官那样，把书抖一抖就感到满足了。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计算得极为准确，对每一本都用显微镜百般挑剔地检查过。如果装订的部分新近有人动过，要想让这种事蒙混过去，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有五六本是新近装订过的，我们都用针仔细地顺着缝检查过了。”
“你们查过地毯下的地板吗？”
“没有问题。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用显微镜检查了木板。”
“还有糊墙纸吗？”
“查过了。”
“你检查了地下室吗？”
“我们查过了。”
“那么，”我说，“你始终都估计错了，那封信并没有像你想的那样放在这幢房子里。”
“我怕你倒是说对了，”警察局长说道，“那么现在，迪潘，照你的意见，我应当怎么办？”
“彻底地搜查那幢房子。”
“那是绝对不需要的，”g一回答道，“我比我知道我在呼吸还有把握，信不在旅馆里。”
“我提不出再好的意见了，”迪潘说，“当然，你大概能很准确地说出那封信的特点吧？”
“噢，能！”说到这里，警察局长拿出一个记事本，大声念起那份失去的文件的详细内容，尤其是它的外表的细枝末节。他念完了这份说明之后立即告辞，精神更加萎靡不振，以前我从没见到这位善良的绅士有过这样沮丧的时候。
大约一个月之后，他又来访问我们，并且发现我们还是差不多象前一次那样待着。他拿起一只烟斗，搬了一把椅子，谈起一些寻常的话题。最后，我说：
“哦，可是g－，那封失窃的信有什么下文吗？我估计你大概最后还是承认，要胜过那位部长是办不到的吧？”
“见他的鬼，我得说……是这样；不管怎么样吧，我象迪潘建议的那样又检查了一遍，不过那都是白费力气，我早知道是没用的。”
“酬金是多少，你怎么说的？”迪潘问。
“噢，数目很大……真是不惜重金…··我不愿意说有多少，不必说究竟有多少，不过有一点是我可以说的，谁要能替我找到那封信，我情愿开一张5万法郎的私人支票给他。事实是，这件事变得一天比一天更重要了，新近，酬金加了一倍。可是，即使再加一倍，我能办得到的事也都已经做过了。”
“噢，是这样，”迪潘用他的海泡石烟斗吸了一口烟，慢吞吞地拉长调子说，然后又吸了一口烟。“我真地……认为，g—，你自己没有尽到力……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全力以赴。你也许，我想，可以再尽一点力吧，嗯？”
“怎么尽力？……在哪一方面？”
“噢……噗，噗……你可以……噗，噗……在这个问题上聘请顾问，嗯？……噗，噗，噗。你记得他们跟你讲的阿伯尔纳采的事吗？”
“不记得，该死的阿伯尔纳采！”
“确实！他该死，而且罪有应得。不过，从前，有这么一个阔气的守财奴，他想出了一条计策，要挤得这位阿伯尔纳采说出他对一个医学问题的意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假装私下里闲谈，把他的病情暗示给这位医生，仿佛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的病情。
“‘我们可以假定，’那位守财奴说，‘他的病征是如此这般；那么，医生，你要指教他怎么办呢？”
“‘怎么办！’阿伯尔纳采说，‘噢，征求医生的意见，那是当然罗。’”“可是，”警察局长说，神色有点不安，“我完全愿意征求意见，而且付出代价。我真地愿意付给任何人五万法郎，如果他能这个问题上帮助我的话。”
“照这样看，”迪潘回答道，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支票本，“你可以照这个数目给我开一张支票。等你在支票上签了字，我就把这封信交给你。”
我大吃一惊。警察局长完全像遇到了晴天霹雳一样。有好几分钟，他一言不语，一动也不动，张着嘴，全然不能相信地瞧着我的朋友，眼珠子好象要从眼眶里暴出来了，后来他显然有些恢复了常态，他抓起笔，又停了几次，瞪了几眼，终于开出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签署了姓名，隔着桌子把支票递给迪潘。迪潘把支票仔细检查了一遍，把它放在他的皮夹子里；然后，他用钥匙打开他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写字台，从格子里拿出一封信，把它交给警察局长。这位官长抓住信，欢喜到了极点，他用颤抖的手打开信，迅速地把信的内容看了一遍，于是，他慌慌张张起来挣扎到门口，终于顾不得礼貌冲出了房出，冲出了这幢房屋。自从迪潘要他开支票的那个时候起，他连吭都没有吭一声。
他走之后，我的朋友作了一番解释。
“巴黎的警察，”他说，“按他们办事的方式来说，都是极其能干的。他们坚持不懈，足智多谋，很狡猾，大凡在业务上必须懂得的事情，他们都完全精通。所以，当g一向我们详细地讲他在d一旅馆搜查房屋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完全相信，从他所费的气力来看，他的检查是靠得住的。”
“从他所费的气力来看吗？”
“是的，”迪潘说，“所采取的措施不仅是其中最好的，而且执行得一丝不苟。如果这封信曾经放在他们搜查的范围之内，这些家伙大概会毫无问题地找到这封信的。”
我不过笑笑罢了，可是他似乎十分认真地看待他所说的一切。
“那么，这些措施，”他接下去说，“本身都是好的，而且执行得很好。它们的缺点在于对这个案子和这个人不能适用。对于这位警察局长，一套十分别出心裁的计策，可说是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①他硬要使他的计划适合这套计策。他处理他手上的案件，总是要犯钻得太深或者看得太浅的错误，许多小学生都比他头脑清楚。我认识一个八岁的小学生，在玩‘单双’游戏的时候，他猜得很难，引得人人钦佩。这个游戏很简单，要用石弹子来玩。一个人手里握着一定数目的弹子，要求另一个人来猜这个数是单是双。如果猜中了，猜的人赢一粒弹子，如果猜错了，他就输一个弹子。我说的这个男孩子把学校里所有的石弹子都赢过来了。当然，他猜起来是有点道理的，那不过是要观察和衡量他的对手的精明程度。例如，对方是个大笨蛋，举着握紧了的手来问，‘是单是双？’我们的小学生回答，‘单，”他输了，可是第二次再试，他赢了，因为他自己寻思，‘这个笨蛋第一次用的是双，他那一点狡猾本事只够让他在第二次用单数，所以我要猜单，”他于是猜单，赢了。那么，对于比起先的这个笨得好一点的，他会这样来分析：‘这个家伙看到我第一次猜单，他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