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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报纸接着说：‘何况，如果事情真象大家所想的，是桩凶杀案，那么杀人凶手也太蠢了些，抛尸时居然不系重物，在当时系重物本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你看，这种思维逻辑有多么混乱可笑！包括《星报》本身在内，没有一家报纸说这具尸体不是凶杀致死，因为暴力留下的痕迹太明显了。推理者的目的是想说尸体不是玛丽的，他想证明玛丽并未被杀——而不是想证明尸体的主人并未被杀。然而他的这番评论只能证明后面一条。尸体上未系重物，凶手抛尸时理应系重物，所以尸体不是凶手抛入水中的。作者只证明了这一点。他甚至没探讨死者究系何人。《星报》不遗余力地论述，只不过是否定了它刚刚承认的事实。它说：‘我们完全相信，打捞上来的这具尸体是一位被谋杀致死的女性。’
“这并不是这位推理者自相矛盾的唯一例子，他总是不自觉地做出有悖于自己论点的推论，我已经说过，他的目的很明显，是尽可能缩短从玛丽失踪到发现尸体这一段的时间长度。可是他却总是强调：姑娘离开母亲家后，就再没有人看到过她。他说：‘我们没有证据说6月22日星期天上午9点钟以后玛丽·罗杰仍在人世。’由于他的观点显然是片面的，他至少应该不提这一问题。假如真有人在星期一或星期二见到过玛丽，那么时间长度就又大大缩短了，而根据他的理论，尸体是女店员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减少了。可是说来有趣，《星报》是由于充分相信这样说可以加强自己的论点，所以才坚持这样说的。
“咱们再读一读该报对博韦辨认尸体的看法。关于胳膊上汗毛的描写，《星报》显然是信口雌黄。博韦先生不是傻瓜，绝不会一上来就看汗毛，仅仅凭胳膊上的汗毛就断定死者的正身，每个人的胳膊上都有汗毛。《星报》文中所说的话非常含糊笼统，这正好暴露出它在篡改证人的证词。证人一定说到了汗毛的某种特别之处，准是在颜色、疏密、长度等状况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
“《星报》还说：‘她的脚很小——其实女人的脚都是很小的。她的吊带袜不成为任何证据，鞋子也不成为任何证据，因为吊带袜和鞋子都是市场上成批出售的。她帽子上的假花当然也属于上述情况。博韦先生坚持指出的一件事是，死者吊带袜上的吊钩是翻转过来的，往下移了一些。这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妇女大都不在商店里试吊带袜，而是买一双回去，如果不合适就再将吊钩调整。’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作者绝不是在认真推理。如果博韦先生在寻找玛丽尸体时发现一具女尸，这具女尸在体格和外貌上都与失踪的姑娘差不多，那么他不必多考虑死者的穿戴，尽可放心地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玛丽的尸体。如果除了体格和外貌相似外，他又在尸体的胳膊上发现了特别的汗毛，与玛丽生前他所看到的汗毛一样，那么他对这一辨认的准确性就更有把握了。汗毛越具特殊性，他的辨认准确性就越大。如果玛丽的脚小，尸体的脚也小，那么死者就是玛丽的这一可能性便又增加了——不仅仅是以算术级增加的。除此之外，再加上死者的鞋子与她那天失踪时所穿的鞋子一样，尽管这种鞋子可能是‘成批出售的’，那么死者是玛丽的可能性就几乎达到了无疑的地步。有些东西本身并不足以作为辨尸证据，但通过它与其它证据相吻合，便构成了确凿的证据。比如说，死者帽子上的花与失踪姑娘帽子上的花是一样的，花儿每增加一朵，证据的可靠性就增加几倍。证据可靠性的增加，不是象做加法那样相加，而是象做乘法那样百千相乘。现在再来看看死者的吊带袜，这双吊带袜同玛丽生前穿的一样，这点倒没什么。但是这双吊带袜的吊钩翻转过来，因此变紧了，而玛丽离家时，她的吊带袜也是吊钩翻转，收紧过的，这一点便变成确凿无疑。《星报》对缩紧吊带袜的解释，只能说明它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而已。吊带袜是有弹性的，翻转吊钩，这本身就不寻常，自身可以变长变短的东西，当然不需要借助外力来调节长短。玛丽用翻转吊钩的方式收紧吊带袜，那准是因为某种偶然的情况。所以，单单吊带袜本身就足以证明死者系玛丽。但是说死者就是玛丽，这并不是因为死者穿有玛丽的吊带袜，或穿有玛丽的鞋子，或戴有玛丽的帽子，或帽子上有玛丽戴的花，也不是因为死者的脚同玛丽的大小相仿，或胳膊上有特殊的记号，或身材与外貌酷似玛丽，而是困为死者具有所有的这些特征，正所谓样样齐全。在这种情况下《星报》的编辑大人还真的怀疑死者就是玛丽，他实在就没必要请律师为证人做心智状态调查了。他认为从律师们的闲谈中拾些牙慧，拉大旗作虎皮，为明智之举。其实，律师们大都是法庭成见的应声虫。我要在此说明，有许多事物虽然不被法庭承认为证据，只要有有识者认可便是最好的证据。因为法庭只讲事物的普遍性，根据已被大家公认并且已成为文字的原则办事，而不讲事物的特殊性，根据特殊的情况来办事。法庭墨守成规的作风，以及不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的态度，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即：在任何一段相关联的时间中，最大程度地获得可获得的真相。从总体上看，这种模式是明智的。但是在许多单个的案子中，这种模式却会产生错误。
“至于说博韦值得怀疑的那段，只应对它嗤之以鼻。你已经充分调查过这位好好先生，他是个爱管闲事的人，人挺浪漫，心眼儿不多。大凡这样的人，遇上刺激的事情，会有点举止失措，引起神经过敏者或别有用心者的怀疑中伤。根据你的报刊摘录看，博韦先生同《星报》编辑私下交谈过几次，他不管那位编辑对案情的看法，把自己的意见一古脑提出来，说尸体肯定就是玛丽的。这使编辑先生大为不快。《星报》说：‘他坚持说尸体是玛丽的，但是除了上述的证据外，他再拿不出别的证据来使人相信他所做的辨认了。’现在且不评论《星报》所说，只说说这一点：在这类案子里，某人对某事极为了解，因此对某事深信不疑，但他却完全可能说不出一个简单的道理，使别人也相信他的深信不疑是有根据的。辨认人的事情尤为如此，没多少道理可言。每个人都认得出自己的邻居，然而却很少有谁能说出他认出领居的道理。博韦先生对自己的辨认深信不疑，这完全是正常的。《星报》编辑大可不必为此生气。
“我觉得，用‘浪漫而好管闲事’来解释博韦的可疑行径，要比作者所推论的‘博韦有罪’合理得多。一旦接受这种‘度人以善’的解释，就不难理解锁孔上的玫瑰花、来客留言牌上的‘玛丽’、‘将死者的男性亲属挤出此案’、‘反对家属看尸体’、嘱咐Ｂ太太在他本人回来之前不要同警察谈话，以及‘他决心自己独揽此案进程、不容别人插手’之类的事情了。依我看，博韦肯定是玛丽的追求者之一，玛丽曾对他卖弄风情，而他则想让人们认为他与玛丽有极为密切的特殊关系。对此我不想多说。至于玛丽的母亲及亲人对玛丽之死所持的冷淡态度，如果他们真的相信尸体是玛丽的，那么漠不关心当然就不合情理了。不过有关的证据已经将《星报》的这一说法完全驳倒，他们对玛丽之死并不是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现在咱们姑且认为‘尸体身份‘的问题已经解决。且认为尸体就是玛丽的，然后再一步步往下分析。”
我插嘴问道：“你对《商报》的观点如何看法？”
“它的观点比其它报纸的叫喊值得注意得多。它所做的推论是尖锐而又有一定学术性的。但是它所依据的前提在两点不够准确。《商报》想说明，玛丽出家门不远就被一伙流氓劫持。它说：‘玛丽是一个大众都认得的女子，如果她走过三个街区，那么就不会没有人看到她。’这是一个久居巴黎之人所持的观点，他用自己的知名度与这位‘香水女郎’的知名度相比较，于是马上认定，玛丽在街上走同他在街上走一样，会碰上认识的熟人。这种论点若要成立，前提必须是玛丽一定要象那位官员一样在自己特定的熟人多的街区之内。然而玛丽的出门行走，总的来说可能是没有规律的。在她最后一次出门的时候，咱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她走的路线并不是她常走的。《商报》所认为的那种玛丽会象别的名人一样被人认出，这种两个人的完全相似，只有在两个人都横穿全市时才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