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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医生什么都没检查，只问我：“健康吗？”
谁敢说自己有病？
牙医却好像比较细心，他要我张开嘴。实际上，他不是看人们有没有坏牙，而是看有没有金牙。谁镶了金牙，就把谁的号码记下来。我有一颗包金牙……
头三天很快过去了。到了第四天，我们在帐篷前排队时，突然来了几个囚头，是来挑人的：“你……你……你……”他们伸手东指西指，像挑选牲口或商品似的。
我们跟着一个年轻囚头，他叫我们在第一座楼门口站住，那儿离集中营大门很近，是管弦乐队的楼。他挥手让我们进去，我们十分惊讶：难道要我们与音乐打交道吗？
乐队在演奏进行曲，他们总是演奏进行曲。几十个劳动队和着音乐，踏着节拍，朝工地走去。囚头们喊着口号：
“一二一，一二一。”
党卫军拿着笔，记录离去囚徒的人数。乐队继续演奏同样的乐曲，直到最后一支劳动队走过去。然后，指挥棒停下来，乐队不再演奏。囚头吼了一声：
“列队！”
我们与乐师们一起站队，五人一列。我们离开了集中营，没有音乐，但步伐整齐，耳畔依然回荡着进行曲的余音。
“一二一，一二一！”
我们与身边的人，也就是乐师们，交谈起来。他们差不多全是犹太人。朱利克是波兰人，戴着一副眼镜，苍白的脸上挂着愤世嫉俗的微笑。路易斯出生在荷兰，是有名的小提琴家，他抱怨说集中营里禁止演奏贝多芬的音乐：犹太人不许演奏德国音乐。汉斯来自柏林，很年轻，很机智。工头是波兰人，叫佛莱尼克，以前是华沙的学生。
朱利克对我说：“我们在电料库里干活，离这儿不远。工作不难，也没什么危险。只是囚头埃戴克，有时会无缘无故地发疯，你最好离他远点儿。”
“你很幸运，小家伙，”汉斯说，脸上挂着微笑，“你进了一个不错的劳动队……”
十分钟后，我们站在仓库前。一个德国雇员，是个平民——我们叫他meistermeister是德语，意思是“主人，师傅”。——来见我们。他打量着我们，就像店铺老板打量一堆刚送来的破布。
我们的同志讲得对——工作不难。我们坐在地上，数螺栓、灯泡和形形色色的电工零件。囚头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讲这份工作如何重要，并警告我们，谁要是偷懒，就会受到惩罚。新同志告诉我：“别担心。当着meister的面，他必须这样讲话。”
这儿有许多波兰人，还有几个法国女人。女人们默不作声，用眼睛问候乐师们。
工头佛兰尼克让我到一个角落去：“别找死！不必着急！要小心。别让党卫军逮着你。”
“先生……请让我挨着我父亲。”
“好吧。让你父亲到这儿干，挨着你。”
我们很幸运。
分到我们这个组的还有两个男孩。一个叫约西，一个叫台比，是哥俩，从捷克斯洛伐克来的，他们的父母在伯肯诺被杀害了。他们像灵与肉一样相依为命。
我和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他们参加过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能唱许多希伯莱歌曲。所以，我们有时会哼一些小曲，那些歌曲让人想起静静流淌的约旦河水和神圣美丽的耶路撒冷。我们还经常谈到巴勒斯坦。他们的父母与我的父母一样，虽然有时间逃脱，却没有勇气卖掉一切，移居他方。我们决心，只要活到解放那天，决不在欧洲多呆一天，我们将登上驶往海法海法
是以色列的港城。的第一条船。
阿吉巴？杜马依然沉浸在奥秘教义中，他在《圣经》里找到一首诗，把它转译成数字，并根据数字预测距离解放还有几个星期。
我们从帐篷迁到乐师们住的楼里。现在，我们每人有一条毯子，一个洗脸盆，一条肥皂。楼长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
我们喜欢犹太人当首领。他叫阿尔封斯，很年轻，但脸皮皱巴得令人吃惊。他全心全意维护着“自己”这座楼。有些年轻人体质虚弱，把多吃一点东西看得比自由还重要，只要可能，他就为他们“拼凑”一大锅汤。
一天，我们刚从仓库回来，楼房秘书就叫住我。
“你是a—7713吗？”
“我是。”
“吃完饭，你到牙医那儿去。”
“但是……我的牙不疼……”
“吃完饭就去！别耽误。”
我去了医疗楼。门口有二十几个囚徒在排队等候，没过多久，我们明白了要我们来的原因：他们要拔掉我们的金牙。
牙医是个犹太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他那张脸就像死亡面具，只要一张嘴，人们就能看见一幅可怕的景象：满口黄色的坏牙。我坐在椅子上，谦卑地问道：
“您要做什么，先生？”
“我要取下你金牙套，就这样。”他漠然道。
我突然想起装病：
“能不能等几天，先生？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冒了……”
他蹙着眉头，想了片刻，试了试我的脉搏。
“好吧，孩子。感觉好时再来找我，但是，不要等我叫你。”
一星期后我去找他，用同样的借口应付他：我还是感觉不舒服。他似乎一点儿都不奇怪，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但他好像很高兴，因为我没等他召唤，就如约回来了。他允许我再耽搁几天。
几天后，牙医办公室关闭了。他被投入监狱，可能要被绞死。有人说他拿囚徒的金牙做交易，为自己捞好处。我不可怜他，反而因为他倒了霉而沾沾自喜。我的金牙套保住了，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换面包，或换几天生命。对我来说，当时最重要的莫过于每天能喝上一碗汤，吃到味道陈腐的面包，甚至面包渣。面包和汤——这就是我的全部生命。我只不过是一具躯壳而已，甚至连躯壳都不如，只是一个空空如也的胃。我完全靠胃计算时间。
我在仓库里干活时经常挨着一个法国女人，但我们从来不讲话——她不懂德语，我不懂法语。
我觉得她像犹太人，虽然有人说她是“雅利安人”，但她还是被迫在这儿服苦役。
有一天，埃戴克又发疯了。我恰好在他面前走过，他像野兽似地扑过来，在我的胸上和头上乱打，把我摔在地板上，再拎起，给以更猛的重击，直到我浑身是血。我咬紧嘴唇，不敢发出痛苦的哀嚎。他一定误以为我在蔑视他，打得越发狠毒。
突然，他住手了，让我回去干活，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又像我们打了一场比赛，打了一个平手。
我蹒跚着步子回到角落，全身疼痛。我感觉到一只冰凉的手在擦我额上的血迹，是那个法国姑娘。她塞给我一片面包，悲惨一笑。她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我知道她想跟我说话，但是，她害怕得不敢说话。她这样呆了片刻，然后脸上光彩一闪，用近于完美的德语说：
“咬住嘴唇，小兄弟……别哭。把愤怒和仇恨压在心里，留待以后，迟早会有这么一天。那一天会来的，不是现在。咬紧牙关，等着……”
多年以后，我到了巴黎，坐在地铁里读报。在过道对面有一个靓丽的女人，黑色头发，梦一般的双眸——我见过那双眼睛。
“夫人，您认识我吗？”
“不认识，先生。”
“1944年，您在波兰，在布纳，对吗？”
“是的，但是……”
“您在一个仓库里干活，一个堆放很多电器零件的库房……”
“对，”她说，表情困惑。她沉默了半天，“等等，我想起来了……”
“埃戴克，囚头……那个犹太男孩……还有您温柔的安慰……”
我们一起离开地铁，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我们整整一晚都在追忆过去的遭遇。在分手前，我说：“我能提一个问题吗？”
“我知道您想问什么：我是犹太人人吗？是的，我是犹太人，来自一个虔诚的犹太家庭。在占领期间，我用了假证件，冒充雅利安人，所以我被分配到劳工队。他们把我送到德国后，我躲过了关进集中营的噩运。在仓库里，谁都不知道我会讲德语，否则就会引起怀疑。因为不小心，我对你讲了几句德语，但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
有一回，我们在德国兵的监视下，给货车装内燃发动机。埃戴克就在边上，他是个自制力很差的人，突然间他又暴跳如雷。这一回，倒霉的是父亲。
“你这个懒骨头！”他咆啸着，“这就是你干的活？”
他用一根铁棍打人。一开始，父亲缩着身子挨打，后来，他像一棵被闪电击中的树，折成两段。
我看着父亲挨打，一动都没动。我一声不吭。实际上，我当时非常想悄悄溜掉，以免挨打。尤其是，我当时很生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