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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得模糊。由于康德僻居于偏远的普鲁士哥尼斯堡，独处在陈设简陋的教授住处中，以致在英国和法国思想界如此独特的社会内容，在康德的思想中却变为一种冷峻的（如果说是崇高的话）抽象，尤其是“意志”的道德抽象。（因此，卢卡奇 ＇lukacs＇表明，亚当·斯密有关“看不见的手”的那种非常具象的停论，在康德那里，则成了“非社会的社会性”这样一种纯粹的抽象。）如同所有读者都曾痛楚体认过的那样，黑格尔的思想是够抽象的了。然而，至少在开始时，他的抽象是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达成妥协的企图；并且实际上，在他对人性的基本要素——劳动——的分析中，黑格尔以一种抽象的方式，使用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使用过的相同工具，并在无意间为马克思的学说提供了基础。（如同他在其 1805－1806年的讲演中所说的那样，“人制造工具，因为他是有理性的，这是他意志的最初表现。”）
但是，从一开始，德国哲学就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这在黑格尔那里比在康德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首先，它是成熟缜密的理想主义哲学，否定古典传统的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其次，康德哲学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即使是在个人良心的形式上），而黑格尔的出发点则是集体（亦即共同体）。他明显地看到，在历史发展的影响下，集体正化解为个体。而且事实上，黑格尔的著名辩证法，这种通过永无止境地解决矛盾而实现进步（在任何领域）的理论，可能就是从个人和集体之间充满矛盾的这种深刻感受，而获得其最初的灵感。更进一步，由于德国哲学家在全心全意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大举进占的领域中处于被边缘的地位，加上也许是他们完全无能参与这种进步，使得德国思想家更容易了解其中的局限性和矛盾。这无疑是必然的，在带来巨大收获之时，不也就带来巨大的损失吗？它不是反过来又必须被取代吗？
因此，我们发现古典哲学，但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奇怪地类似于卢梭进退两难的世界观；尽管，与卢梭不同，哲学家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把其矛盾包容于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在理论上缜密的体系之中（卢梭碰巧对康德产生一种巨大的感情影响。据说康德一生只有两次打破过他固定的在下午散步的习惯，一次是因为巴士底狱的陷落，一次是〔持续了几天〕因为读卢梭的《爱弥儿》）。在实践上，这些失意的哲学革命家面临着“顺从”现实的问题，黑格尔在经过数年犹豫之后，采取了把普鲁士政府理想化的形式。直到拿破仑垮台之后，像歌德一样，他对解放战争毫无兴趣，而对普鲁士依然是三心二意的。在理论上，注定会被历史毁灭的社会短暂性，也嵌入了他们的哲学之中。没有绝对的真理。历史过程的发展本身，便是经由矛盾的辩证法而发生，又通过辩证的方式而得到理解，至少19世纪30年代的 “青年黑格尔派”是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如同在1830年以后，他们准备重新走上其前辈们或已抛弃、或（像歌德那样）从未选择的革命道路那样，他们也准备追随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在这方面，他们甚至要超越其伟大导师黑格尔本人都想止步的地方（因为他有些不合逻辑地急于以对绝对理念的认知来结束历史）。但是， 1830－1848年的革命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对中产阶级自由权力加以征服的问题。而从德国古典哲学解体中涌现出的思想革命派，并非一个吉伦特派或一个哲学上的激进派，而是马克思。
就这样，在双元革命时期，既看到了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和其最详尽阐述的表现形式，也看到它们在其亲自建立或至少是广受欢迎的政权和社会的冲击下宣告瓦解。1830年标志着西欧主要的革命运动在后滑铁卢年代的静寂之后，重新复活，也代表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危机的开始。它们将在这场危机中残存下来，虽然是以一种萎缩了的形式。在日后的阶段中，再没有任何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着亚当·斯密或李嘉图那样的高深（当然不包括小穆勒，从19世纪40年代起，他就成了代表性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兼哲学家。），也没有任何一位德国古典哲学家会有康德和黑格尔的眼界和才能。 1830年。1848年及以后的法国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与他们在1789… 1794年的前辈比起来，只不过是侏儒而已。正因为如此，19世纪中叶的马志尼之辈，是无法和18世纪的卢梭们相提并论的。但是，这一伟大的传统（自文艺复兴以来思想运动的主流）并没有死去，它变成了自身的对立物。就其深度和方法而言，马克思是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继承人。但是，他希望成为其预言家和建筑师的那个社会，却与他们的社会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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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结果 第十四章 艺术 1
总是会有一种时髦的兴趣：对驾驶邮车的兴趣——对扮演哈姆雷特的兴趣——对哲学讲演的兴趣——对奇迹的兴趣——对纯朴的兴趣——对辉煌的兴趣——对阴郁的兴趣——对温柔的兴趣——对残忍的兴趣——对盗匪的兴趣——对幽灵的兴趣——对魔鬼的兴趣——对法国舞蹈演员和意大利歌手以及德国络腮胡和悲剧的兴趣——对在11月份享受乡下生活和在伦敦过冬的兴趣——对做鞋的兴趣——对游览风景名胜区的兴趣——对兴趣本身，或对论兴趣的随笔的兴趣……
——皮科克（t．l．peacock）《险峻堂》（melincourt，1816年）
与该国的财富相比，英国堪称著名的建筑物实在少得可怜……投入博物馆、绘画、宝石、古玩、宫殿、剧院，或其他不可复制的东西的资金是那么少！外国旅游者和我们自己的期刊作者，都常常以作为大国主要基础的这一方面，当作我们不如别国的证据。
——莱恩（s．laing）《一位旅行家对于法国、普鲁士、瑞士、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札记》，18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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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试图考察双元革命时期艺术发展概况的人来说，给他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其欣欣向荣的状况。一个包括了贝多芬和舒伯特（schubert）、成熟和年老的歌德、年轻的狄更斯、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ievski）、威尔第（verdi）和瓦格纳（wagner）、莫扎特（mozart）的最后日子，以及戈雅（goya）、普希金（pushkin）和巴尔扎克的一生或大半生的半个世纪，且不说一大批在任何其他人群中都会是巨人的那些人，这半个世纪堪与世界历史上相似时段的任何时期相媲美。这份非凡的业绩大部分要归功于各种艺术的复兴，这些艺术在实际上拥有它们的所有欧洲国家中，吸引了大批具有文化教养的公众。（那些非欧洲文明的艺术在此不予考虑，除非它们受到双元革命的影响，而在这个时期它们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与其以一串长长的名录来烦扰读者，或许还不如随便挑选这整个时期的一些横断面，来说明这次文化复兴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1789－1801年间，对艺术创新饶有趣味的市民，可以欣赏到华兹华斯和柯尔津治的英文《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歌德、席勒、让·保罗（jean paul）和诺瓦利斯（novalis）用德文创作的作品，同时，也可以聆听到海顿（haydn）的清唱剧《创世纪》和歌剧《四季》，以及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和第一弦乐四重奏。在这些年中，大卫（j…l david）完成了他的《荷卡米耶夫人肖像画》，戈雅完成了他的《国王查理四世的家庭肖像》。在1824－1826年间，他们可能已读过几本司各特（walter scott）的英文小说、莱奥帕尔迪（leopardi）的意大利文诗歌和曼佐尼（manzoni）用意大利文创作的《婚约夫妇》（promessi sposi）、雨果（victor hugo）和维尼的法文诗歌，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普希金以俄文写作的《欧根·奥涅金》（eugene onegin）的早期部分，以及新编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传说。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肖邦的第一部作品、韦伯（weber）的《奥伯龙》、德拉克洛瓦（delacroix）的绘画《希阿岛的屠杀》和康斯特布尔（constable）的《干草车》，也出自这一时期。10年之后（1834－1836年），文学中产生了果戈里的《钦差大臣》（inspector…general）和普希金的《黑桃皇后》（oueen of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