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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年代-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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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仍不足以产生20世纪典型的先知运动和千禧年运动。

与伊斯兰教的情形不同,新教宗派主义的扩张运动几乎完全局限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程度无法测度,因为这类运动有些(例如德国虔信派或英国福音派)依然存在于既定的国家教会框架之内。不过,其规模是不用怀疑的。1851年时,差不多有半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教信徒,参加了不同于英国国教的宗教仪式。各种教派这种异乎寻常的胜利,主要是自1790年来,或更准确地说是自拿破仑战争末期以来,宗教发展的自然结果。1790年时,英国卫斯理派仅有5.9万名领受圣餐的成员,然而1850年,该会及其各种分支的成员人数已差不多是上述数目的10倍。在美国,一个很相似的群众改宗过程,也增加了浸礼会或卫斯理教徒的数量,并且在较小程度上增加了长者派信徒的数量,而这一切,都是以削弱以往占支配地位的教会为代价。1850年时,几乎四分之三的美国教会都属于这三个教派。国家教会的瓦解,各种教派的析出和兴起,也是这一时期苏格兰(1843年的“大崩溃”)、尼德兰、挪威和其他国家宗教史的特征。

新教宗派主义受限于地理和社会的理由十分明显。罗马天主教国家不可能为公众教派提供空间与传统。在当地,若想与国家教会或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断绝关系,可能采取的方式是群众性的脱离基督教化(尤其在男人当中),而不是教派分离的形式(相反,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新教反教权主义,则常是欧洲大陆国家无神论者反教权主义的精确对等物)。因此,宗教复兴主义倾向于在罗马天主教已被接受的框架之内,采用某种感性崇拜的形式,或某种创造奇迹的圣者或朝圣形式。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类圣者当中有一两位已广为人知,例如,法国阿尔斯的本堂神父(cure d’ars,1789-1859)。东欧的希腊正教更适于产生宗派主义,在俄国这个自17世纪后期已日渐走向崩溃的落后社会,早已产生了大批教派。其中有些是18世纪后期和拿破仑时期的产物,例如自我阉割的苦行派(skoptsi)、乌克兰的捍卫灵魂派(doukhobors)和莫洛肯派;有些则始自17 世纪,例如“老信徒教派”。但是,整体说来,这类宗派主义诉求的阶级多半是小技工、商人、商业性农夫,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先驱,或已经觉醒的农民革命者,这些阶层的人数仍不够多,不足以产生一场大规模的宗派运动。

在新教国家,形势则不一样。这些国家受到商业和工业社会的冲击最为强烈(至少在英国和美国是如此),而宗派传统却早已形成。新教的排他性和坚持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交流,以及其道德上的严肃性,吸引了或教导了正在兴起的企业家和小业主。而其严厉的地狱谴责说以及朴素的个人得救论,则吸引了那些在恶劣环境下过着艰苦生活的人们——拓荒者和水手、小自耕农和矿工、受剥削的技工等等。这种教派很容易转化成一种民主平等的信仰代表,由于它们没有社会或宗教上的等级制度,因而对普通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由于它憎恶繁文缛节和艰深教义,遂带动了业余的预言和布道。长久以来的千禧年传统,有助于以一种原始的方式表现出社会反叛。最后,它与情感强烈的个人“皈依”携手并行,共同为一种激情澎湃的群众宗教“复兴运动”开辟了道路。在其中,男人和女人能够从一个未能为群众情绪提供任何新发地口,甚至还从旧发泄口毁灭了的社会的压抑之中,找到了一种可喜的解脱。

“复兴运动”的最大影响力在于促进教派蔓延。新教异端的复兴和扩张的推动力正是来自于具有强烈情感色彩、信仰非理性主义个人得救论的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及其信众,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基于此一理由,这类新教派和新趋势最初都非常厌恶政治,甚至(像卫斯理教派)非常保守,由于他们主张脱离邪恶的外在世界,转而追寻个人得救或压抑自我的群体生活,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拒绝对其世俗安排进行集体改变。他们的“政治”能量一般多用于道德和宗教方面,例如推广海外传教、反对奴隶制度和宣传戒酒等。在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表现积极。立场激进的宗派,多半都是更早期、更严肃且更平静的异端和清教团体。他们是17世纪的残存者,其主张若非停滞不前,便是在18世纪理性主义影响之下,向一种知识分子的自然神论——长老派、公理会、惟一神教派、教友派——靠拢。以新的卫斯理公会形式出现的宗派主义,是反革命的,有些人甚至误以为:英国之所以能在本书所论时期幸免于革命之火,便是由于这类反革命教派的发展。

然而,这些新教派的社会特征,使得它们的神学理论不容易脱离尘世。在富人权贵与传统平民的中间地带,它们传播得最快,诸如那些行将升格为中产阶级,或行将沦落成无产阶级的平民,以及介于他们之间各式各样地位卑下但人身独立的群众。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多半倾向于雅各宾式或杰斐逊式的邀进主义,至少也是一种温和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因此,英国的“非国教主义”(nonconformism)以及美国流行的新教教会,便趋向于采取左翼政治立场,尽管英国的卫斯理派信徒,要到结束于1848年、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与内部危机之后,才正式放弃其创始人的保皇派立场。

只有在那些极其贫穷或遭受巨大冲击的人们身上,我们才可看到早期那种对于现存世界的排斥。但是,经常有一种原始的革命性排斥,以千禧年的预言形式出现,而后拿破仑时期的苦难,则似乎(与“启示录”相符)预示末世即将来临。英国的欧文派(irvingites)宣布末日将于1835-1838年来到;米勒(william miller)这位美国“安息日基督复临派”(seventh dayadventists)创始人,则预言末日将于1843-1844年降临,到那个时候,据说会有5万人跟从他,3000名布道者支持他。在那些稳定的小个体农业和小商业,直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冲击的地区,如纽约州北部,这种千禧年学说尤为骚动。其最戏剧性的产物便是末世圣徒派(latter-day saints,摩门教派[mormons]),该派是由先知史密斯(joseph smith)所创。史密斯在19世纪20年代,于纽约柏米纳(palmyra)附近获得启示,之后便领导他的大批信徒出发寻找遥远的天国,最后把他们带入了犹他沙漠。

通常也是在这类团体当中,群众布道大会的集体狂热,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不论是由于集会纾解了他们艰难、单调的生活(“当不能提供其他娱乐之时,布道大会有时会取代娱乐的地位”,一位女士这样评论埃塞克斯纺织工厂的女孩子们),还是因为宗教上的集体性在完全不同的个体之间,创造了一种暂时的共同体。现代形式的宗教复兴运动,是美国边疆的产物。“大苏醒”于1800年左右在阿帕拉契亚山区展开,其特色是盛大的“营地集会”和难以想象的狂欢热情。在肯塔基康恩岭(kane ridge)的某次营地集会中(1801年),在40名牧师率领之下,共集合了一到两万名群众。男女信徒尽情“扭动着”,跳舞跳到筋疲力竭,成千上万人处于痴迷状况,“用舌头说话”或像狗一样吠叫。地处偏远的疏离感,以及严酷的自然、社会环境,促进了这类宗教复兴运动,而游方牧师又将之带往欧洲,因为导致了无产阶级民主派在1808年后脱离美以美教派(所谓的原始卫斯理教派),在英国北部的矿工、小农,北海的渔民。雇工和中部的家庭代工当中,该派特别盛行。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类宗教狂热周期性地涌现——以南威尔士为例,这种狂热便曾于1807-1809年、1828-1830年、1839-1842年、 1849年、1859年不断爆发——而各种教派在数量上也都增长很快。这种现象无法归咎于任何单一的碎发因素。有些是尖锐的紧张骚动期的重合(在本书所论时期,卫斯理派扩张速度特快的几个高峰期皆与此吻合,只有一次例外),但有时也与萧条之后的迅速复苏同步,偶尔,也会被像霍乱瘟疫般的社会性灾难所刺激。这类灾难在其他基督教国家也造成过类似的宗教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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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结果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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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宗教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将本书所论时期视为一个整体。在这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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