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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当然不是一个农业停滞不前的世纪，相反，这是一个人口膨胀、都市化蓬勃发展、贸易和制造业长期增长的时代，这一切都促进了农业的改进，而且也确实需要农业的进步。这个世纪的下半叶，人口开始惊人增长，并且从此以后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增长过程，这是近代世界颇具特色的现象：
例如，在1755－1784年间，比利时布拉班特省（brabant）的农业人口上升了44％。从西班牙到俄国，有众多的农业进步运动推动者，他们扩大组织，到处散发政府报告和宣传出版物。然而，在他们的印象之中，最深刻的竟是农业发展所碰到的巨大障碍，而非农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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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发展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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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除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区以外，农业世界的发展都相当缓慢。而商业和制造业世界，以及与之并进的技术和智力活动，则是信心十足，生气勃勃，狂飙突进，大有发展。从中得益的社会阶级显得很有活力，坚定而乐观。与殖民地剥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贸易活动广泛展开，这给当时的观察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海上贸易体系迅速发展，贸易额和贸易量大大增加，商船环绕地球航行，给大西洋北部的欧洲商业社会带来了利益。他们利用殖民势力，掠夺东印度群岛居民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掠夺远东。他们在那里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以满足欧洲人对这些物品不断增长的需要。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独立，使得这种贸易在当时不那么具有劫掠性质。），再从那里输往欧洲和非洲，并在非洲利用这些商品加上欧洲的货物来购买奴隶，以便满足美洲迅速发展的种植园制度的需要。美洲种植园则反过来把数量更为巨大，价格更加便宜的蔗糖、棉花等出口到大西洋和北海沿岸港口。在那里，它们将与欧洲东西贸易中的传统工商业品：纺织品、食盐、葡萄酒及其他物品一起被重新发往东部。然后从“波罗的海”换来谷物、木材、亚麻。从东欧换来谷物、木材、亚麻和亚麻制品（一种出口到热带地区有利可图的商品）、大麻以及在这个次殖民地地区生产的铁制品。在欧洲比较发达的经济——从经济上说，它包括定居在北美殖民地上，日益活跃的白人社会——之间，贸易之网变得空前密集。
当英印富翁或种植园主从殖民地衣锦荣归之际，多半已是腰缠万贯，其财富之巨是地方老财主做梦都不曾想到的。商人和船商似乎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经济强者，在那个世纪里，他们建造或重建了波尔多（bordeaux）、布里斯托尔（bristol）、利物浦（liverpool）这些辉煌码头，只有达官贵人和银行家才能与他们相比。那些人从他们有利可图的政府职位上攫取财富，“国王以下的肥差”这一说法有其实质的意义，因为时代依然如此。除此而外，律师、土地经营者、地方上的酿酒人、商贩，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中产阶级。他们从农业世界积累了有限的财富，过着低下而宁静的生活。甚至制造商看起来也比他的穷亲戚好不了多少。因为，尽管矿产业和制造业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在欧洲的所有地区，商人（在东欧，通常也就是封建领主）仍然是他们的主宰。
这是因为正值壮大的工业生产，其主要形式是所谓的家庭代工，或分散加工制度，由商人购买手工业者或农民利用部分农闲时间所生产的产品，然后在较大的市场上出售。这种贸易的单纯发展，其结果必然为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创造初步的条件。出售自己产品的手工业者，变成仅仅是计件量酬的工人（尤其是在商人为他提供原料，或者把生产设备出租给他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从事织布的农民则变成了拥有小块土地的织工。各个过程和功能的专业化使得旧式的手工业产生分裂，或是在农民中间造就出一大批半熟练工人。过去师傅匠人一身二任的人，某些专门的工匠团体，以及一些地方上的中间商团体，逐渐转变为转包人或雇主之类的人物，但是，控制着这些分散生产形式的关键人物，把失落的村庄和冷落街道上的劳工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主要人物，还是某种类型的商人。正在或即将从生产者行列中出现的 “工业家们”，便是这类商人身旁的小配角，即使他们并没有直接的依存关系。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特别是在工业发达的英国，铁器制造商们，或像大陶瓷商人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那样有名的人物，是值得自豪和令人敬佩的，全欧洲的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参观他们所建立的企业。不过，典型的工业家（这个词在当时尚未发明）还只是土官，而非指挥官。
但是，不论他们地位如何，商业和制造业活动却非常繁荣兴旺。在18 世纪的欧洲国家中，英国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功，它的强盛主要奠基于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因此，到18世纪80年代，所有自命实行理性政策的欧洲大陆诸政府，也开始推动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虽然各国的成就有所不同。科学在尚未被19世纪的学院派分为高等的“纯”科学和低下的“应用”科学之前，各门学科都致力于解决生产中的种种问题：18世纪80年代最惊人的进步表现在化学方面，化学在传统上便与工厂生产操作和工业需求具有最密切的关系。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的《百科全书》不仅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概述，也是科技进步的总结。因为人们相信人类知识的进步，确信理性、财富、文明以及对大自然的控制（这点已深深渗透到18世纪的社会），信仰“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实际上，这种信念主要是从生产、贸易的显著进步，以及经济和科学的理性（人们认为，两者必然有密切的关系）中汲取力量。而它最伟大的斗士，则是那些在经济上取得最大成就的阶级，是那些最直接参与那个时代的进步人士：商业集团、经济上的开明地主、金融家、具有科学头脑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人员、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制造商以及企业家。这些人向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欢呼致敬，他是一位印刷工、记者、发明家、企业家、政治家，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们把他看成未来社会积极、自立和理性公民的象征。他们是社会中的新贵，不需要在英国经历像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独立革命的洗礼。他们组成了地方性的学会，无论是科学上的、工业上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进步，都是从这些学会中涌现出来的。参加伯明翰新月学会（lunar society）的有：陶瓷商韦奇伍德、现代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james watt）和他的商业合伙人鲍尔顿（matthew boulton）、化学家普里斯特利（priestley）、贵族出身的动物学家和进化论先驱伊拉斯莫斯·达尔文（ erasmus darwin：达尔文的祖父），以及著名的印刷家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这些人到处拥向共济会（freemasonry）的分支机构，那里不存在阶级差别，人们以无私的热忱传播启蒙运动的思想。
法国和英国是启蒙思想的两个主要中心，也是双元革命的两个主要中心，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启蒙思想，实际上就是由法国人所做的系统阐述。（即使是英国人所做的阐述，也只是法国思想的翻版。）世俗化的、理性主义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个人主义支配着“开明的”思想，把个人从束缚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其主要目的：从仍然笼罩全世界的中世纪愚昧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从教会的迷信（与“自然”或“理性”宗教截然不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