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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不必再讨论那个提高熟练劳动的价值的“生产费”了；他们也许又要告诉我们说：一个在大学里愉快地度过他的青春的学生有权利得到比较一个从十一岁起就辛辛苦苦地憔悴于深山穷洞之中的矿工的小孩大十倍的工钱；一个织布工人有权利得到比农业劳动者大三四倍的工钱。实际上教养一个织布工人的用费并不见得就比教养农业劳动者的费用大四倍。织布工人得到这种恩惠，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工业在国际贸易中，从别的工业未发达的国家所得来的利益，而且还是由于各国政府所给与这工业的特权较农业为优。
谁也不曾计算过一个生产者的生产费，假使说一个高等游民对社会的费用比一个劳动者多数倍，我们把贫民中幼孩的死亡，贫血病的流行，以及夭亡等等事实计算起来，且看看一个健壮的普通工人对社会的费用究竟是不是比熟练的职工少些！
例如付三十个苏给一个巴黎劳动者，付六个苏给一个为了制造花边快弄瞎眼睛的奥威尼①农家少女，付四十个苏给农夫，难道有人能够说这便是代表他们的“生产费”么？我们知道他们有时得到的工钱，还要比这个数目少，但是我们又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全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要是他们不愿意这点微少的工钱，他们便会饿死。
①auvergne，在法国南部。——译者
从这里看来我们可以知道报酬的等级乃是租税，政府的保护和资本家的独占之混合的结果。总之，这是国家和资本的结果。因此我们说关于工钱的一切学说都是发明来掩饰现社会的不公平的，我们不必再来讨论它们。
又有人会向我们说，集产主义者的工钱等级是一个进步。他们说：“我们宁愿见熟练的职工得到比普通工人所得的多两三倍的工钱，却不愿意看见一个大官在一天里得到一个工人一年中勤苦做工所不能得到的钱；因为前一件事总比较好一点。而且这是更进一步趋向平等了。”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却是退步。要在新社会中定下单纯劳动与专门劳动的区别，这无异乎在革命时期中又把我们现在所屈服忍受而又不能不认为是不正当的残暴事实加以认可，当作一个原理了。这简直在仿效法国议会①的那班先生们的举动，他们在1789年8月4日宣言废止封建权利，然而在8月8日他们又承认这同样的权利，征收农民的赋税以赔偿贵族，且把此种赋税置于革命的保护下。这又象在仿效俄国政府，俄国政府在解放农奴时又曾宣言，从前已认为属于农奴的土地，今后又为贵族所有。
①指国民议会（assembléenationale）。——译者
或者再举出一个世人更熟悉的例子：在1871年巴黎公社议决公社议事会会员的薪资每天十五法郎，而同时城垒上的国防队的兵士每日仅得着三十个苏（即一个半法郎），还有人称赞这决议为高的民主的平等。实际上公社不过把从前官吏与兵丁、政府与被统治者间的不平等加以认可罢了。这种决议若出之于投机的众议院，似乎还值得别人称赞，若出之于革命的公社，则未免可笑了。公社还不曾把它的革命的原理施诸实行，就自己先把它们宣告死刑了。
在现在社会制度之下，部长每年得着十万法郎的薪俸，而劳动者却不得不以每年四千法郎上下的工钱为满足；工头所得的工钱也要比寻常工人的工钱多两三倍，并且在工人中间也分出许多等级，从十法郎一天的工人到六个苏一天的农家少女；我们不赞成部长的高俸；同时也不赞成工人和贫家女子中间有十法郎和六个苏的区别。我们说：“推倒教育的特权和门第的特权。”我们之所以要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过这种特权，我们要反抗它们。
我们在这个强权的社会中就已经起来反抗它们了。难道在将来宣告平等的社会里，我们还能够让它们存在吗？
有些集产主义者知道在受了革命影响的社会中，再要维持工钱的等级，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们便急急提倡工钱的平等。但是他们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所谓的“工钱平等”也就和别的集产主义者的“工钱等级”一样，是同样不能实现的“乌托邦”。
社会既把一切社会财富收归公有，并且大胆宣言任何人对这财富皆有权利，并不管他们对于生产这财富时所尽的力量如何，——这样的一个社会，便不得不废除一切的工钱制度；不管通货也好，劳动券也好，应该一律废止。
Ⅳ
集产主义者说：“以各人的成绩为标准而付给报酬。”换句话说，就是以这个人对于社会所尽的职务的分量来作标准。他们以为在社会革命发生，将生产机关收归公有的时候就应该即刻实行这个原理。然而在我们看来，假使社会革命竟不幸而倡导这个原理，则无异乎自己表示它的失败；这也就是表示过去千百年放在我们肩上的那个社会问题，现在又不能够解决了。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工人劳动愈久，所得报酬愈少，——自然，在这样的社会中，这种原理，初看起来，好象是对正义的渴望。然而实际上它却只是继续着从前的不公道。有了这个原理，工钱制度才得以发生，于是产生了现社会的一切弊害和显著的不平等；因为自从社会用货币或其他一切形式的工钱来估量劳动的价值的时候起，自从社会决定工人只应该收受他所能得到的工钱的日子起，那个得着国家帮助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实际上已经预先写出来了；它就包含在这个里面。
那么，难道我们还要回到出发点，再经过一番这同样的进化吗？那些理论家希望如此，但是幸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以为革命必须是共产主义的，否则，它就会淹没在腥血之中，于是一切又须从新开始了。
我们为社会所尽的职务，不管是在工厂里，或在田地上，或者是精神的工作，都是不能够用金钱来估量价值的。说到生产上面，实在并无所谓价值（一般人误称为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亦无使用价值的正确尺度。假设现在有两个人，每天为社会劳动五小时，年年不息，虽是职业不同，然而所给与他们的愉快则一。所以在大体上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劳动是差不多相等的。但是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工作分开，说甲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的工作结果，是和乙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的工作结果相等。
我们在大体上可以说，一个人一生每天牺牲了十小时的闲暇，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是比较那些每天只牺牲五小时的闲暇或全然不牺牲的人多得多。然而我们却不能够单单指出他的两小时的工作，说他这两小时工作的出产是要比较别一个人的一小时的出产多一倍，付给报酬时也多给一倍与他。这样做去，便是蔑视了工业农业和现社会全部生活的复杂关系；而且把个人工作是全社会的过去和现在的劳动的结果这样的事，完全忽视了。这好象一个人明明生在钢铁时代，还梦想在石器时代中生活一样。
我们要是走进一个近代的煤矿去，便会看见那个立在大机器前面升降吊笼的人。他手里拿着一根杠杆，停止或逆转机器的动作；他把柄一放，一瞬间吊笼便逆转了方向，他把吊笼扯上来又放下去，做得异常之快。他集中注意力，两眼不动地注视着指针器，这指针器在那小的格子上指示着那升降的吊笼每秒钟所达到竖坑的那一点。指针若达到一定的度数时，他立即停止吊笼，恰在所需要的地点，一码也不会高，也不会低。炭坑夫便把煤炭车取下换上空车，于是他立刻扭转杠杆，吊笼再回到原地位。
他必须这样不停地凝神注意八小时或十小时。假使他的脑筋稍为休息一下，吊笼便会飞起来与齿轮冲突，打碎车轮，弄断绳索，撞伤人，使矿坑里所有工作一概停止。假使他每动杠杆一次便休息三分钟，那么虽是在今日最完善的矿坑里，每天也会减少二十顿乃至五十吨煤的出产。
那么，在矿坑中最需要的人是他吗？或者是那个在下面发信号叫他扯起吊笼的小孩呢？还是那些在竖坑下面冒着生命危险，甚或因煤气爆发死在矿中的矿工呢？还是那个在计算上错误一点就会失却矿脉，叫矿工去掘毫无价值的岩石的工程师呢？或者还是那个投资于矿山，不听专家的劝告，相信那里可以挖出上等煤炭的矿山主呢？
所以在矿坑中劳动的人对于煤炭出产的贡献，当依他们的体力、精力、知识、才能、技能为比例。我们可以说他们各人都有生活的权利，满足他的需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