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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能够过于坚执着这一点。新基础上的工业的改造（我们要指出这个问题是异常重大）不是在几天之内便可以成就的。而另一方面人民也不能够忍受数年的饥饿，去为那些维持工钱制度的理论家尽力。为着渡过这种危急时期起见，他们便会要求他们平常在那样情形中所常要求的：物品共有——即分配粮食。
空讲忍耐是没有用的，人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要是食物不收归共有，那么，他们便要去抢劫面包店。
假若这时人民还没有充分的力量去对付他们面前的一切，他们就会被枪毙。为了要实行集产主义，无论付什么代价，都必须要把“秩序”维持起来。——秩序，训练，服从呵！资本家不久便会明白，当人民被那些自称为革命家的人枪毙的时候，革命本身会渐渐成了群众的眼中钉，于是资本家便会来援助那些秩序的防卫者——纵然这些人是集产主义者也不要紧。依这样的行动方法，资本家后来又会想出扑灭集产主义者的方法。倘使照这样“秩序便恢复了，”其结果也是容易预料的。那些“秩序”的拥护者不以枪毙“凶徒”为满足，还要找出“乱民的巨魁”。他们重新设立裁判所，雇用刽子手，把最热心的革命党人送上断头台去。1793年的悲剧又会重演出来。
我们不要忘记在前世纪反动就是这样地得着胜利的。最初埃伯尔派①和“疯狂者”②被杀了——米涅③记着当时的争斗，还称这些人为“无政府主义者”。④随后丹东派⑤也上了断头台；当罗伯斯比尔一派把这些革命党人杀死后，他们自己也被逼迫着走上断头台。因此人民渐渐对流血感到了厌倦，又看见革命已归失败，便灰心短气，低头束手任反动派作恶。
①所谓埃伯尔派（hébertistes）是指埃伯尔（j．－r．hebert，1757—1794）和他的同志们。（埃伯尔是巴黎公社的副检查官，又是当时最激烈的最通俗的报纸pèreduchesne的主笔。）他们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左派革命党。他们领导着巴黎公社，拥护民众的利益，攻击旧势力、旧制度和右倾的政党。他们在1794年3月24日被处死刑。——译者
②“疯狂者”（lesenragés）即雅各宾党中的极端派。——译者
③e．－a．－m．mignet是法国历史家，著有《法国革命史》（histoiredelaré－volutionfrancaise，1824）等书。——译者
④当时吉隆特党人布里索（j．－p．brissot，1754—1793）把激烈的革命者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不属于一党派，他们散布于全法国。——译者
⑤丹东派（dantonistes）是丹东（g．－j．danton，1759—1794）和他的友人（如c．desmoulins，phelippeaux等）。丹东是山岳党的三大领袖之一，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后来渐渐右倾，1794年4月5日他和他的友人德木南等被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译者
所以我们说，假若“秩序恢复了，”社会民主党便要绞杀无政府主义者了；费边派⑥也要杀戮社会民主党人了，再等到费边派被反动派杀戮的时候，革命便归于消灭了。
⑥费边派（fabians）指隶属英国社会主义研究团体费边协会（fabiansociety，1884年成立）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韦伯夫妇等都是这派的领袖。——译者
然而一切事实都使我们确信人民的推动力是十分充足，可以成就伟大的事业；并且当革命爆发的时候，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会得到胜利。这并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思想，这是人民自己送到我们的耳里来的，当人们渐渐地明白其他的解决方法都是不可能的时候，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数目便愈见加多。
假使人民的推动力是十分坚强，那么一切事情都会转向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进行。暴动的都市的民众不再采用第一天抢劫面包店，第二天便受饿的方法了。他们要占领仓库和家畜市场——其实，还要占领一切的粮食贮藏所和食物。那些好意的男女市民都会自动地团结起来，组织志愿队，把各仓库，各店铺的物品统计起来，作一个大概的目录。
假使这样的革命在法国（即是说在巴黎）爆发了，那么，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公社便应该知道巴黎现在还不曾知道的一切（它虽有着统计委员会也无用处）以及它在1871年的围城中所不曾知道的——即巴黎所有的粮食的数量。在四十八小时以后便应该有数百万本表册印刷出来，把可以取用的食物的数量计算得十分精密，并且还把贮藏的地方和分配方法等等记载得异常清楚。
各里、各街、各区都组织了志愿队（粮食志愿队），各队员互相联络，协同劳动，进行得很有顺序。只要雅各宾党的枪刺不在半途来妨害他们，只要那些自命为“科学的”理论家不插进来胡闹，结果总是很好的。那些理论家只要他们没有威权，没有势力，便让他们随便表示他们的糊涂的理论也是无妨的。那种可赞叹的团结心是民众固有的，特别在法国国民的各社会阶层中此种团结尤其发达，然而少有机会来发挥实行；即如在象巴黎那样的大都市，在革命的当中，便会发起自由劳动者的大规模的同业公会，预备来把必需的食物供给与一切的人。
让民众去自由行动，在十天以内供给食物的方法一定会整顿到很可赞叹的地步。只有那些不曾见过人民勤苦工作的人，只有那些一生埋没在文书堆里的人，才会疑惑这种说法。说起那个“伟大的被误解者”（即人民）的组织的天才，这在巴黎的巷战时代，或在伦敦船坞大罢工的时候①（当时还要养活五十万的饥饿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凡是当时在巴黎或伦敦曾身历其境的人，会告诉你们说，他们的团结力和那般官吏的愚妄无能比起来不知要超过若干倍。
①这次大罢工发生于1889年，劳动者是得到胜利的。——译者
纵使我们会因此受到两星期或一个月的某种程度的不便和混乱，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人民，和他们从前的情形比较起来，总算有一点改善的地方。并且在革命时期，一面热心讨论时事，一面吃东西，虽是一片面包，一块干酪，吃起来却分外鲜美。
无论什么时候，在目前迫切的需要之下，自然发生出来的制度，总比那些顽固的理论家坐在衙门里或古书堆中，发明出来的东西好得多。
Ⅳ
大都市的人民为时势所迫便会起来占领一切的粮食，最初占领目前最急需的东西，然后渐次把其他的物品收归公有，使全体市民的需要得以满足。这事的实行当然愈快愈好。实行愈快，惨苦愈少，纷争也愈少。
然而社会应该基础在什么东西上面，才能够使一切的人都得到他们对于食物应得的部分呢？这便是我们最先遇到的问题。
我们回答道，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要公平地建设共产制度，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够满足我们的正义的本能，它同时又是实际的。这就是欧洲农民公社采用的制度。
例如一个农民公社，不论它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法国，虽然那里的雅各宾党曾用全力来摧残公社的习俗也不要紧。假若公社有森林和杂木林，那么，只要在树木很好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随他自己的需要来取用，要是他的邻人们不来干涉他，便不会有什么妨碍。至于时常缺乏的乔木，他们便不得不慎重分配。
共有牧场地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十分充足而且有余的时候，无论各户家畜在牧场上的消费量若干，无论在牧场上食草的牲畜有若干头，都是毫无限制的，只要东西不缺乏，则饲养地面并不分开，刍草也不分配，所有的瑞士公社以及法德两国的大多数，只要有共有牧场地，必定实行这种制度。
在东欧诸国凡有大树林，又有很多的土地的地方，农夫们可以随其需要，任意砍伐林木，又可自由耕种各人所必需的土地，各人对于树木及土地应有的部分，可以无限制地取用，但是当材木或土地缺乏的时候，象现在俄国所发生的一样，那么，材木和土地便依照各户的需要而分配。①
①参看《互助论》第七章。——译者
总之，这制度是这样的：如果社会所有的物品是很丰富的，则各人可以自由取用，没有定额，也没有限制，然而那些稀少的和常常缺乏的物品，便要平均分配。在欧洲的三万五千万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