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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怎样能够看见那些甘愿飘洋过海，往来中国，忍耐苦痛的贱役，为着微少的工钱就置生命于不顾的水手呢？他又怎样能够看见那些为饥寒所迫，图少许工资，来替他上货卸货的苦力呢？那些都是又饿又冷的穷人。试走到海港地方去，并且走进码头上的小饭馆小酒店去看看那些来求餬口的人。他们在天一明便群集在码头的入口，希望能够在船上找点工作做。再看那些水手有时几星期或者几个月得不到工作，一旦被雇去航行远洋，他们还以为是异常幸福的事。他们一生大概以船为家，长久在海上生活，他们住的船也是常常改换的，他们到后来终于葬身于渺渺波涛之中。
你们再到他们的家里，就可看见他们的妻子儿女穿着褴褛的衣服，他们不知道怎样活下去，只有等着丈夫和父亲归来。你们看见这种情形，那么，你们的疑问总可以得到解答罢。
这类的例子是很多的，由你们随意去选票；你们去考察一切财产的起源，不问大小，不问是由商业、金融、工业、土地得来的。你们一定会发见，富人的财富总是从贫民的穷困中生出来的。这便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不怕罗斯齐尔德搬进来居住的理由。假若社会中的各个分子都知道只要做了三四小时的生产劳动以后，谁也有权利享受文明所带来的一切快乐，并且还有权利享受科学艺术所贡献与人类的更深的娱乐的泉源（只要去研究科学和艺术便可以得到），他们绝对不会为着微少的工钱，出卖他们的体力了。那时绝对没有人愿意为着增加罗斯齐尔德的财富，去替他做工了。他的金币不过是许多金属的碎片而已，他可以拿来做别的用，然而要用它来增加他的财富，却是断乎不行。
这样答复了上面的反对论，同时也把充公的范围表示出来了。凡是能够使人（不管是金融家，工业主或地主）垄断他人劳力的产物的一切东西都应该充公。我们的方式是简单而易了解的。
我们并不想剥取任何人的大衣，我们只想给劳动者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常常因为缺乏这些东西的缘故，便不得不坠入掠夺者的陷阱里面；我们还要尽我们的全力来使任何人都不会感到缺乏什么，使任何人都不会为着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儿女的缘故，不得不出卖他的腕力。总之，这样的事，在将来是不会再发生的了。
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充公的意义；这也就是在革命时期中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我们知道这革命的到来，并不是一二百年后的事，在最近的将来，革命便要来了。
Ⅲ
无政府主义的大体观念和充公的特殊思想在一般具有独立性格的人以及那些不把游荡当作最上理想的人们中间，得到了很多的共鸣，而且还比我们所想象的多得多。我们的朋友常常警告我们说：“你们也不可以走得太远了！人类不能在一天里面便改变过来的。你们所说的充公和无政府的计划不可做得很急，否则，便有不能得到永久效果的危险。”
然而我们对于充公的忧虑正与这个意见相反。我们是恐怕充公不能尽量地做去；恐怕实行的规模太小，以致不能继续长久。我们怕的是把革命的热情半途抑压下去，使革命自身中途挫折，不能彻底做去；这样的办法，既不能讨好任何人，并且还会生出可怕的社会混乱，阻止了社会的常态的活动，完全把生气丧失了——这种不彻底的办法只足以激起一般人的不平，并且一定会帮助反动势力的复兴。
实在，在近代国家中，已经建立了许久的各种关系是不能够部分地改革的。现在的经济组织正象是许多车轮之中又包含着车轮那样——这种机关是异常复杂，并且互相综错的，倘使不搅乱全体，只求一部分的改良，这是一定做不到的。当我们着手把一些东西充公的时候，我们便可以立刻了解这种道理的。
我们姑且假定在某一国内已经实行了一部分的有限制的充公。例如，象从前就有人提倡过许多次的，只把大地主的财产收归社会所有，工厂则完全不管（如亨利·乔治所主张的）；或者是在某一城内，房产已归公社管理，而其他的一切物品仍归私人所有；又或在一个工业中心地，工厂已收归公有，但土地仍让私人领有着。
在这些情形里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这便是工业组织之可怕的瓦解，无法依照新方针来改革工业组织。工业和金融完全阻滞了；甚至要回复到正义的第一原则也不能够；而社会也不能保持其全体的和谐。
假若农业脱离了大地主的束缚，而工业仍旧是资本家，商人和银行的奴隶，那么，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出来。现在的农人所苦的，不仅是要纳地租给地主，而且还要受着那四面八方来的现社会情形的压迫。他也会受到商人的掠夺，那个商人拿了一把锄头要他出半克郎买去，其实就造成这把锄头所费的劳力算来，它的价值还不到六便士（法文本作十五个苏）呢！国家也向他征税了；国家没有那一群可怖的官僚阶级是不能够存在的，而且还要维持耗费极大的军队，因为各国商人不断地竞争市场，有一天会因为亚洲或非洲的某一部分地方的掠夺事件，起了一点小纠纷，结果便引起一场大战。
而且农人因乡村人口的减少也要受苦的；乡村中的青年受了那些制造奢侈品的资本家的暂时增高的工钱的诱惑，或者受着活跃的都市生活的引诱，群集到大都市来。还有工业的人为的保护，外国的工业的掠夺，证券交易的流行，改良土地和生产机械的困难等等，——这一切的作用现今都是不利于农业的。总之，农夫所苦的，不仅是地租，而且是整个基础在掠夺上面的复杂的现社会情形。因此纵使土地的充公实行了，各人得自由耕种田地，使土壤得尽量发展，得到最大的收获，而且又不纳地租，然而事实上农业也只能享着一时的繁盛（其实这是极不可靠的，没有这样的事），后来一定要退到现在这样的惨状的。一切又非从新开始不可，并且还增加了许多困难。
就工业而论，道理也是一样。把工厂交给工人，如前面所说，把土地收归农人共有一样。厂主虽然没有了，然而仍旧让地主私有土地，银行家私有金钱，商人私有交易所；一面又使那一群依靠工人的劳力而生活的游民和几千百个中间人以及那个养着无数官吏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这样一来，工业自然会陷于停顿。在多数贫苦农民中间，实在找不出工业制造品的主顾来。工人自己没有原料；又因为通商的阻止和工业遍于世界的缘故，他们的制造品不能输出；制造者便觉得不能够竞争下去了，于是无数的劳动者又被驱逐到街上来。这些迫于饥寒的工人便不得不在几个正要预备来掠夺他们的阴谋家面前低头了。他们只要得着允许他们做工的保证，甚至恢复了旧的奴隶制，他们也承认的。
或者，更进一步，把地主也驱逐了，工厂与制造所自然仍归工人管理；可是经手买卖的中间人依然存在；他们便要来榨取制造者的生产物，并且还要在大的商业中心地做谷类、面粉、肉类、杂货等等的投机贸易。生产物的交易一旦停止了，大的都市（如巴黎）缺乏了面包，而同时大的制造业中心地所出产的奢侈品又找不到买主（如里昂的丝绸没有人要了），——这时反革命便会立刻发生。于是杀戮相踵，不及掩埋，都市村落也会被枪林弹雨扫荡净尽。而政敌的处刑和放逐的事，更是不断地发生，恰如1815年①、1848年和1871年法国的三次革命的情形一样。
①这里似乎应该作1793年。——译者
文明社会中的一切事物是互相综错的；不去变更全体只来改良一部分，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攻击私有财产的时候，不论是工业的或土地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我们应该攻击到全体。革命的真正成功便靠着这一点。
而且，纵使我们自己希望只实现一部分的充公便算了事，然而那时我们会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神圣的财产权”的原理动摇了以后，无论什么理论学说都不能够救它了。这一个地方的田野奴隶，那一个地方的工业奴隶，都要起来推翻私有财产，这是不能阻止的。
假若一个大都市（如巴黎）单把住宅和工厂充公，那么同时对于银行家以从前公债的利息这个名义向公社征收二百万镑税款的事，势必加以拒绝。这个大都市又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