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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实在已经吃得太多了，要减肥节食了。”
“去看我的姐姐。”我漠然地重复了一遍。我有点害怕这样的会面，想象不出，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场面？阿姨们编造的那个有关年终宴会的谎话，令我窘迫不已，我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我见到了母亲那颗拳拳之心，但又实在对她一点也不了解。
“你必须去看看你的姐姐，把你母亲的死讯告诉她们。”映姨说，“然而最要紧的是，你必须告诉她们你妈的身世。对这个母亲，她们是一无所知的，但她们必须知道。”
“去看望她们，跟她们讲讲妈妈。”我连连点头答应，“但是……我该怎么说呢？关于妈妈，我能对她们说些什么呢？对她，我一丁点也不了解。”
阿姨们面面相觑了半天，好像我说了什么神智不清的话语。
“你，竟然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母亲？”安梅姨怀疑地嚷起来，“亏你说得出口。你必须了解自己的妈妈！”
“跟她们讲讲，你在这里的家，讲讲你妈，是怎么撑起这份家业的。”琳达姨给我出了个主意。
“还有，跟她们讲讲，你妈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她教你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她的一部分思想，已经钻入你的脑子里了，”映姨说，“你妈，真是个能干的女人。”
刹那间，“跟她们说……”“跟她们讲”，就像一曲多声部合唱，直冲我的耳膜。
“她的能干。”
“她的活络。”
“她那能干的持家之道。”
“她的希望。”
“她烧的那一手好菜。”
“想想看，女儿竟然不了解自己母亲！”
细细想想，她们的种种叮嘱，她们对我的吃惊，其实只是，由我联想到她们自己的女儿。她们的女儿们，也像我这样，对自己母亲带至美国的准则和企望一无所知，而且漠不关心。她们发现，自己的女儿们不耐烦母亲们的汉语交谈，而当母亲们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向她们解释，或注释某种意图时，女儿们则耻笑她们的英语，认为她们脑子不大灵活。母亲们认为是快乐和幸福的，在女儿眼中却不一定。对这些根本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出生的脑袋瓜，“喜福会”三个字是空空然，毫无意义。
她们无奈地看着这些女儿们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将来还会儿孙满堂，繁衍下去，却看不到将母亲们的准则和期待代代相传的可能和希望。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们。”我一口答应着，然而阿姨们却以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我会把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她们。”我十分肯定地重复了一遍。
终于，她们渐渐漾起微笑，一边轻轻拍着我的手。虽说她们的神情看着还有点怅然，若有所失，但目光充满了期待和希望，她们相信我会兑现我所说过的话。她们还能再要求些什么？我还能再允诺些什么呢？
于是，又重番开始吃那酥烂的煮花生，一边开始讲述她们自己的故事；她们又变成一群年轻的姑娘，怀旧，梦想，憧憬着未来；那个宁波弟弟虽说很伤了姐姐的心，但或许他会把那九千美元连本带利还给姐姐的，这多少令她有点欣慰。某人的儿子，对立体声音响和电视机有浓烈兴趣，一旦他改邪归正，他可索性从事修理电器的事业，说不定，他还可以把这生意做到中国去。某人的女儿，她会生下个健康的婴儿……不论现实是如何千疮百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则端坐在麻将桌上我母亲的位置上，那是东首，万物起源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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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伤疤
生
伤疤
——许安梅的故事
小时候，在中国，外婆就者跟我说，我妈已是个鬼了。但我妈并没死，一个活人，是不能叫“鬼”的。所以我明白，外婆这样做，是存心要我忘记妈，权当她已死了。事实上，我已渐渐对妈印象淡薄了。我的记忆，可以追溯到我们在宁波的那幢大房子，它的楼梯又陡又窄，过道里阴森森的，那是我舅舅和舅妈的房子，我和弟弟，还有外婆，也一起住在那里。
大人们常给我们讲鬼故事，那种专门要吸孩子血的鬼，特别要抓那种脾气倔，不听话的女孩子。
我这一辈子，就怕我外婆，特别后来在她病得很厉害时，那简直令我恐惧之极。
那是在1923年，那年我九岁。外婆浑身肿胀得像只熟透了的大南瓜。原先丰满富态的她，几乎变成了一堆发臭的烂肉。即便此时，她还要把我叫入她那间臭气熏天的房里，说要讲故事给我听。“安梅，”她说，叫着我的学名，“听着，”这是通常的开场白，但她讲的故事都是希奇古怪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一个贪心不足的女孩子，突然肚子大了，而且越来越大。女孩子死也不肯说出怀着谁的孩子，结果她服毒自杀了。后来人们剖开她身于发现，里面是只白白的大冬瓜。
“一个贪心的人，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外婆最后这样说。
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个不听话的女孩子。一天，这个女孩子又在与姑母闹别扭，只见她拼命地摇头拒绝听姑母的话，忽然，就在她拼命摇头的时候，她耳朵里掉出一团白糊糊的球一样的东西，就这样，她的脑子就这么倒个精打光，就像泼出的鸡汤似的没有了。
“这就是所谓的‘没有脑子’，你满脑袋都是自作主张的主意，其他的脑子，就只能给这样泼出去了。”外婆这样告诫着我。
当外婆病势加剧，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曾把我唤到病榻前，给我讲了有关我妈妈的事情。“你提也不要提她的名字——永远。一提她的名字，就是对你父亲的亵读。”
我对父亲的全部印象，只是挂在客厅的一幅巨幅画像。一个大个头的，没有一丝笑纹的男人，终日间郁郁不欢地寂寞地挂在墙上。他那对忧心忡忡的双目，总是跟着我的身影转。从大厅直至我自己的房间，我似都能感觉到他那对窥视的目光。
外婆说，他是在注意我有否失礼和淘气。所以每逢我在学校里扔过小石子、或者不留神丢失了一本书或什么，我便会心急慌忙地机械地窜过父亲画像跟前，然后回房躲在角落里，心想这样他将看不见我了。
我深深觉得，我们的家，是如此的压抑和不快，但我的弟弟却对此浑然不觉。
他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追逐小鸡，和小朋友们嬉闹，大声喧闹着尖叫着，寂静的房子里，数他最闹，只要瞅着舅舅和舅母出去，他就在他们很好的丝绒沙发上窜跳践踏。
但是，他也很快就不再快活了。在一个酷暑季节，外婆已经病得很厉害，我和弟弟在门外看热闹，一家邻居正在大出殡，当他们走过我家门口时，那位死者的照片突然从座上掉到尘土埃埃的地上，一个老太太当即大叫一声，晕了过去，弟弟见状哈哈大笑，舅母即时给了他一个耳刮子。
舅母对待孩子，向来粗暴得很。我弟弟不服地瞪了她一眼，她马上训斥他目无尊长，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就像我们妈妈。舅母的舌头不住地掀动着，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她滔滔不绝地数落着我母亲，说她竟是如此糊涂，那样急不可待地跑到北方去嫁人，急得连自己陪嫁的那十副银筷子都不带。这是丢脸，败坏祖坟的风水。弟弟则指责舅母，说是她把母亲给唬走的。舅母即刻破口大骂，说什么我妈跟了个叫吴青的人走了，那男人早已有了老婆，还有两个姨太太，并且已有了一大堆孬种。
弟弟回嘴说她咂巴得就像只掉了脑袋到处乱窜的母鸡，她气得“呸”一下唾在弟弟的脸上，抓起他的头发就往门上撞。
“我让你嘴凶，让你嘴凶！你这个贱鬼！”舅母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狗娘养的。谁都看不起你妈，她粪土都不如。这个连祖宗都不认的女人，这个贱女人，连鬼都看不起她。”
舅母那番责骂，令我总算领悟了外婆为什么要给我讲那些故事，那是因为我的母亲，我才有了这样的必修课。“当你把脸丢了，安梅，”外婆常这么对我说，“就好比你把项链给掉进井里了，唯一能挽回它的办法就是，跟着跳进去。”
这么一来，我能想象到我那大逆不道的母亲究竟怎么个模样：没有头脑，没有闺秀风度，吃相难看，筷子像雨点样伸向甜点心。她很高兴摆脱了外婆，还有她那脸孔铁板一块的挂在墙上的丈夫和两个犟头倔脑的小家伙的羁绊和束缚。我觉得非常地不幸，摊上这么个母亲，她竟甩开了我们。每当我避开墙上父亲的窥视，躲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时，这种念头，便会潜上我心头。
那天妈妈突然出现时，我正好坐在楼梯顶上，我立刻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