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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妈几乎生气了，“待我回到上海家，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砖木的框架……”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一位女办事员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扫了我一眼，飞快地往文件上盖好印，严肃地对我点点头，放我过去了。我父亲和我，走进一个挤满了人和行李的大厅，四周乱哄哄的。
“对不起！”我对一个美国人模样的旅客说，“能告诉我，哪儿能叫到出租车？”他只是咕噜了几句，听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兰这一带人的口音。
突然，有人在我们身后叫着：“小雁，小雁！”只见一个老太太，提着只粉红色的塑料袋，冲着我们大声叫唤着。我父亲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猛地像个小男孩样蹦了起来：
“姑妈，姑妈！”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父亲。
他们互相紧紧握着手——并不拥抱——只是紧紧地握着手：“看你！你都这么老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他们的那份真挚的激动让我害怕，我不知道明天抵达上海时，会出现怎样的一幕？
姑婆笑着举起一张快照与父亲本人作着比较。出发前，父亲给她寄了张自己的照片去，她就凭着这张照片认出了父亲。本来父亲在信上就跟她讲好，我们一到广州，就会从旅馆给她打电话，可想不到，他们还是赶来接我们，我不知道，我的姐姐们会来机场接我吗。
我立时拿起一次性成像相机，给他们抢了个镜头。我抽出快照给他们，爸爸和站婆俩神色虔诚地，一人扯着张相片的一角，耐心地等着照片成像。姑婆只比爸爸大五岁，约七十七岁，却显得很苍老、干瘪，稀疏的白发，牙齿都掉光了。可我本来听好多人说过，中国女人都比实际年龄年轻。
姑婆仰头看着我，低声自语着：“长大了。”随后她往自个手肘里的塑料袋搜觅了一眼，看得出，她想着该给我一份怎样的礼物，她没料到，我已是这样大了。
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冲上来一把握住爸爸的手，大家只是激动地“呵！呵！”再也讲不出一句话。他们是姑婆的儿子和儿媳，而他们边上另外的四个人，年龄与我不相上下，其中还有一个小女孩，约十岁左右。他们很快地一一介绍给我们，我几乎还没弄清究竟谁是谁。
姑婆与我父亲自小就讲国语，但其他人则是一口咭咭呱呱的广东话。我只听得懂国语，但却讲不好。因此只听见姑婆和我爸俩，滔滔地讲个没完。
“喔，果然如我所料，”我爸对我说，“李刚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不知道李刚是谁。我一下只觉得自己是个离开翻译就寸步难行的美国人。可眼下这个翻译把我甩在一边只管自己讲得痛快。
“嗨，”我对那个小女孩打了个招呼，“我是精美。”但那个女孩子只是忸怩着。我开始搜尽枯肠寻觅着可以用的广东话，但唐人街里我的中国朋友教我的广东话，尽是些骂人的粗话或者简单的用语：“好吃！”“吃起来就像扫垃圾一样。”或者“她是一个丑八怪”之类。真不管用。忽地我有了主意：我拿起这只一次成像相机对着那小姑娘扬了扬，她立时领会了，摆出一副时装模特儿的姿势，突起臀部，抬着胸部，嫣然一笑。闪光灯一亮，她就跳过来咯咯地笑着，等相片显出。
这时我们叫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驾车去旅馆的路上，莉莉——那个女孩子，一直紧挽着我的手，始终与我在一起。
一路上，姑婆就不停地讲话，我插不上一句嘴。
“你写信说你只在这里呆一天，”姑婆正在喋喋地责怪着父亲，“一天！亏你说得出口。一天你怎么来得及去探亲访友？台山离开广州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车路呢。
你还说什么，到了旅馆会给我们打电话的。这简直是废话，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电话。”
我的心里“咯噎”一下。我不知道，琳达姨是否也跟我的姐姐们说，我们会从旅馆给她们挂电话的？
姑婆继续责怪着我爸：“我简直急得六神无主了，拼命要我儿子给想个办法，绞尽脑汁之后，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台山乘长途车到广州来接你。”
当我们的出租车在大卡车、公共汽车间左闪右躲时，我吓得气也不敢透。司机一个劲地猛揪着喇叭。只见沿路一排房屋的阳台上，晾满了衣服等物，公共汽车里人挤得满满的，连乘客的脸都紧贴在玻璃窗上了。再过去就是一群高层建筑，我想那必是广州的市中心了，远远看去，它挺像美国一般的城市，四处高楼鳞次栉比。
待车速慢下来时，我才发现，沿街还有许多小店铺，里面的店堂黑魆魆的。前方有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楼，它的脚手架仅是用竹竿和塑料绳扎成的，男女工人们就站在这样的脚手架上操作，既没戴安全帽，也没系安全带。
耳边又响起姑婆的尖叫声：“不行，如果你不回去看看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房子，那将是很失我们面子的。你不知道如今我儿子有多成功，他在自由市场上作蔬菜买卖，挣了好多钱。最近，我们造了一座三层楼房，都用的新砖，宽宽绰绰的住得很舒服，房间多得还住不过来。我们的钱越挣越多，并不是只有你们美国人才会赚钱的。”
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随后对爸爸摇摇头，说：“一定搞错了，一定不是这家旅馆。”我连。忙拿出我们的旅游日程表和定单核对了一下，我们曾再三向举办代理人声明，我们不要住太讲究太贵的旅馆，一般三十到四十美金一晚上就很可以了。查对下来，没错，这家旅馆正是我们日程计划中预定的那一家：花园大厦。
真阔气！只见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侍应生，奔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搬进大厅里，只见大厅四周都是花岗岩和亮晃晃的镜子，金碧辉煌。我既担心这样豪华的旅馆的房价太高，又总想给姑婆他们显示一点美国式的阔气，因此很有点矛盾。
可待我快步走到登记处，才发现这确是我们预定好的房间，每晚三十四元。好便宜，便宜得让我不安。这时，姑婆和她的家人，则是东张西望，很为这个富丽堂皇环境惊羡。
我们的房间在十八楼。待我们全家都挤进电梯间时，连最爱讲话的姑婆都安静下来了。直等电梯到十八楼，门又启开时，她又开始讲话了。这让我感觉到，姑婆他们似还从未乘过这样长时间的电梯。
我与父亲的两间房间相邻，内部陈设也是相同：一样的地毯、窗帘和床罩，两张单人床之间是一张装有遥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墙面和地面。小冰箱里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乐和七喜，还有小瓶装的红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装的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这是共产党中国吗？”
这时父亲踱到我房里来，说：“姑婆他们认为我们该在这里多逗留几天，”他耸耸肩，“他们认为在这里团聚最合适，可以有更多时间谈天，而且少很多麻烦。”
“那吃饭怎么办？”我问。好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第一个纯粹中国式的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
父亲则拿起一本房间服务小册子，翻到菜单这一页上，点点它们，说：“喏，他们就想吃这个。”
我一看：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攀和冰激凌。
趁着姑婆他们在兜商场时，我抓紧时间淋了个热水浴。旅馆供应小包装的洗发香波。打开后，我发现它们的香味太浓，我认为，大约中国人喜欢这样。我在头发上抹了少许。
站在淋浴池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点不觉得轻松，却感到孤独凄凉。我想到母亲所说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复苏成中国人，对此，我仍然无法理解。
母亲刚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对许多事都一无所知，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现在，我常要问自己：母亲从前常做的肉九，怎么会有如此松软的质地？我那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们，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年来，母亲那两个女儿，是怎么过来的？她是如何牵挂她们？她的梦想是什么？甚至她对我发怒时，她还在想念那两个女儿吗？她是否希望，我是她们？她是否烦恼，因为我是我，并不是她们？
三
在半夜迷糊中，听到有人轻敲玻璃窗，那是父亲，他一边用手指轻弹着玻璃窗，一边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轻声闲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