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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有一种预感：我会嫁给他的。
“这样的名字，挺像圣人的：圣彼得、圣约翰……”他接着用蹩脚的汉语说。
当时我对他既不喜欢也不讨厌，反正无所谓，但是我却十分清晰地明白在我和他之间，总会有点什么。
圣克莱尔以他独特的方式追求了我四年。虽然我不是老板，可他总是客气地招呼我，与我握手时，久久握住我的手不放，以至在他的汗湿的手掌里，我的手也被握得湿津津的。他仪表端庄，干净整洁，直至我们结婚后，他还保持着这种良好的仪态。只是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外国人特有的臊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他很殷勤，太殷勤了。他经常送我一些小玩意儿：银质打火机，车玻璃制的胸针等等。他送我这些小玩意时的神情，活像一个百万富翁把什么稀罕之物送给一个乡下姑娘似的。
我倒不是存心搭架子，只是我从小家境富裕，好东西我实在见得太多了，别人甚至都无法想象。但我还是每次都有礼貌地接受了他的礼物，并表示恰到其分的感谢，不冷漠他，也不鼓励他。可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嫁给他的，所以，我便把这些毫无价值的小玩意儿，小心地包上后存放在一只盒子里。
女儿丽娜一直以为，是她爸爸，把我从那贫困的生活中解救出来。她既对又错。
丽娜不知道，她父亲像狗等在肉店前一样，足足耐心地等了我四年，最后我是怎么答应他的求婚的？那是直到1946年的事。
一封天津来信告知我，我丈夫死了。在我未打开信以前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死了。果然，他是死了。他被一个年轻的女佣人杀死了。在他玩厌了又企图把她扔开时，她用一把利刃刺死了他。
我想我早忘记他了，但一旦得到他的死讯，我还是觉得一阵钻心的痛苦：这个好色鬼，什么香的臭的都往床上拉，连佣人都要，现在好吧，活该呀！痛苦过后，我又感到一片无垠的空虚。
立时我决定了，我决定让圣克莱尔娶我。
圣把我带到美国来，这里的居室，比我在中国住的更小。穿着大号的美国衣服，做一切原该是保姆干的活，笨拙地卷着舌头讲外国话，学习过西方的生活。我还生了一个女儿，她似与我隔着一条河，我永远只能站在对岸看她，我不得不接受她的那套生活方式，美国生活方式。
这一切，我也只能听之任之，时间久了，我也漠然了，无所谓了。我再也不是一只生龙活虎的雌老虎了，早在我答应嫁给圣克莱尔时，我已只是一个没有人气的活鬼了。
我能大言不惭地对女儿说：当时，我爱你爸爸吗？确实，这个男人每晚暖着我的双脚，称赞我烧菜的手艺，当我给他生了个小虎女，当我重番拿出我小心保存好的那些他送我的小玩意时，他竟感动得哭了。
我怎能不爱他？但是，那再也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的爱，那只是一种幽灵般的爱。你知道什么叫幽灵吗？那种触不到摸不到，虚无飘渺的影子……
不过现在，我很爱圣，我们互相深爱着。我对他倾诉了多年来一直隐藏着的过去。现在，我该把这一切也告诉我女儿，我不甘心把这一切带入坟墓。
这就是我要做的。多年的磨难和痛苦，令我对一切预兆更加敏感和灵验。我得用痛苦的尖角去戳痛我女儿，让她醒悟过来。她会与我今起来的，因为我俩都属虎，斗本是老虎的本性，但我会斗胜她的，因为我爱她。
我听见，楼下女儿在与她丈夫讲话，那纯属毫无内容的泛泛之谈，他们只是貌合神离地生活在一个屋顶下。
早在花瓶砸碎以前，我就知道茶几会掀倒，花瓶会打碎，女儿会上楼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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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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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中国人？
——龚琳达的故事
一
女儿想去中国度她第二次婚姻的蜜月，可又有点害怕：“假如他们把我和中国人混成一体，不让我回美国，那该怎么办？”
我安慰她：“别担心。在中国，你根本无需开口，他们就看得出你属‘外面来的’了。”
“什么？”女儿不信。她从来就喜欢刨根问底。
“我说，你就是穿上他们的衣服，不化妆、不戴首饰，他们光从你走路的样子，就看得出你是外边来的。”
女儿听了我这番话后很不高兴，因为言下之意，就是说她不像中国人。在她脸上，显出一种美国式的痛苦。十年前，她会因为不像中国人而叫好，但现在，她却迫切想做个中国人，而今这是很时髦的。可她却已醒悟得太晚了。多年来我一直试图教她讲中国话，可她就是听不进。她唯一能讲的中国话是“谢谢”，“关灯睡觉”，“火车”和“吃饭”。可在中国，靠这些“关灯睡觉”的中国话，怎么行呢？她怎么还担心会与中国人混为一体？事实上，除了她的头发和皮肤是中国式的外，她的内部，全是美国制造的。
这一切都是我的过失：长期来，我一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但保留中国的气质，可我哪能料到，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和的。
我让她学习适应美国的环境。什么叫美国的环境？假如你在美国出生贫穷，这并不是什么永世不得翻身的耻辱，你可以先争取到个奖学金。如果你让哪片屋瓦砸破头，不必为你的晦气而哭泣，你可以去控告屋主……在美国，反正你可以任意改变你处身的境地。
她很快就学会了这一切。可我却教不会她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容易的东西都不值得去追求，要认清自己的真正价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
她才不听这一套呢，在我苦口婆心给她讲这些时，她只顾嚼口香糖，巴嗒巴嗒的，然后吹起一只比她自己脸颊还大的泡泡。
“喝干你的咖啡杯，”昨天我对她说，“不要剩下一点，罪过的。”
“又来了，妈，你别这样老派，”她咕咚一口喝完了杯中的咖啡，“别再对我管头管脚了，我是我自己的。”
她怎么可能只是她自己的？我何时放弃过她？
二
女儿又要结婚了，因此特地要我去她常光顾的那家美容院，去请教她那有名的劳雷先生。我知道她的用意：她对我的打扮不满意，觉得有失她的面子，在她丈夫、公婆和律师及诸亲友前不好交代：人们会想，薇弗莱的母亲怎么如此老式如此土气呀！
“我可以让安梅姨帮我做头发。”我说。
“可劳雷却是著名的理发师，他的头发做得极好！”女儿似没听见我说的；自顾滔滔地说开。
我只好坐上劳雷先生的理发椅，然后女儿开始在一边指手划脚地评判着我的头发，好像我是个木头人似的。“看，怎么都扁平了，波纹都直掉了。”她批评了一通，“她需要剪一剪烫一烫。她以前一直是自己做头发的，从没进过美容院。”
她从镜里看着劳雷先生，劳雷先生则从镜子里打量我，一种职业性的打量。
“她要做什么式样？”劳雷先生问，他以为我不懂英语，说着，捏捏我的头发。
“妈，你要做怎样的式样？”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突然给我做起翻译了，未及我开口，她又自作主张地对劳雷说：“她想隐隐有一曲波浪，但不要剪削得太短，否则待举行婚礼时，头发会蓬松起来。她不喜欢烫得太卷曲，也不喜欢太古怪。”
然后，她又回头大声对我翻译着：“是吗，妈？是不是不要烫得太卷曲？”
我笑了笑，一种挺美国式的微笑，但在美国人看来，这还是一张中国脸孔，一张他们永远也理解不了的中国脸孔。可我心里泛起的，却是一股羞愧。我之所以羞愧，是因为她，我女儿为我觉得羞愧，可我一直却是，为有这么个女儿而骄傲的。
但她并不因为我是她母亲而觉得骄傲。
劳雷先生继续摆弄了一番我的头发，然后他看看我，又看看我女儿，说了一番实在令我女儿很沮丧的话：“哎唷，真是不可思议，你俩长得多像！”
我笑了，这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微笑，可我女儿的笑容，却显得十分勉强。只见劳雷先生叭嗒一下捻了个响指：“洗头！给龚太太洗头。”
当椅子边只有我女儿一人时，只见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皱皱眉，说：
“脸颊是一样的，”她指指我的脸颊，又晃晃她自己的，然后再撮起嘴唇，将自己两边脸颊深深凹进去，再次端详着镜中的自己，与我比较着。
“一张脸的长相，可揣摸出人的气质性格，还可以推测未来。”我随口说。
“什么意思？”她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