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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少了的人，就不大会有主见，耳朵皮太软，比如安梅阿姨。
“水”太多的人，流向也多，不易集中精力，比如像我：学了半拉子的生物，又转向艺术，随后，当上个小小的广告代理商的秘书，这时无论是我的生物课还是艺术课，都只是半途而废。而现在，又当上个自由撰稿人。
从前我从不在意她那一套，将此作为是中国人的迷信，那一套只是适合中国的社会环境。二十多岁时，我选读了心理学，我便试图说服她，不要对人太苛求，这不是一种好的教育方法。
“有一所专门研究人的心理的学校说过，”我说，“父母不要老是批评孩子，相反，却应多多鼓励他们。要知道，人们之所以起而奋之，就是为了要迎合世人的托付和期望，而当你只是一味地批评，似乎就意味着，你希望的只是失败。”
“毛病就是出在这里，”妈这样说，“你从来就起不来，懒得起而奋之，那怎么能迎合别人的托付和期望呢？”
“吃饭了。”安梅阿姨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馄饨，快乐地吆喝着。桌上堆着大量的吃食，晚餐是自助餐的形式，就像桂林故事里的聚会一样。爸正在替自己夹炒面。炒面盛在一只大号的铝锅内，四围搁着小塑料包酱油，那一定是安梅阿姨从克莱门街买来的。馄饨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面上飘着一层葱花。还有一大碟炒杂烩，带甜味的烤猪被切成硬币般大小，还有那种被我称为“手指”的好东西，一卷一卷的，面粉制的皮子很薄，里面的馅子是各不相同：有猪肉糜、牛肉糜、虾仁，还有些我叫不出名字，那是我妈常常加工的“营养口口。
这些人的吃相，可真是不大雅观！好像人人都处在饥饿状态，一个个狼吞虎咽。
那烤猪肉，被他们一块接一块地送入肚中。他们与桂林的那些女人们到底不一样，他们的食品，要可口美味多了。
他们吃得很快，完了，男人们便起身离座。于是，似约法三章般，女人们留在桌子边，斯斯文文地把所剩下的佳肴吃完，然后，把碗碟端进厨房堆在水槽内，再依次洗手，她们用力地搓擦着双手。也不知是谁发起这样的仪式。我也跟着把盆碟放入水槽内，然后洗手。女人们正在谈论着龚家的这次中国之行，她们边谈边向公寓后面走去。另一间房里，喜福会的叔叔们早已在扑克桌边就座。那里原是许家四个儿子的卧室，那些寝具箱和油漆剥落的梯子至今还放在里面。乔治叔叔正在发牌，手势之熟练，就像在赌场里混迹过似的。父亲拿出黑猫牌香烟待客，自己嘴上自然也叼上一支。
我们来到后房，这以前是许家三个女孩子的卧室。我们自小一起玩耍，现在她们已各自成家，而我，又重番回到她们房里来玩耍。一切似乎都没改变，除了有一股浓重的樟脑味。我觉得，似乎罗丝、露丝和盖丽丝，立时会走进来。白色的线织床罩磨损得几乎成半透明状。那阵，罗丝和我两人常爱躺在上面边谈论着男孩子，边拨着上面的小穗子。什么都保持着原状，除了房间中央多了一只桃花心木的麻将桌。桌边是一盏黑杆落地灯。杆上挑起三盏蛋形的聚光灯泡，犹如一棵宽叶橡皮树。
并没任何人指点我：“喏，这就是你妈的位置。”然而，甚至在大家还未各就各位前，我就有一种感觉，这张靠门口的座位，就是我妈的。那是桌子的东首。
东方，是万物起始之源。我妈说过，这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风向的起源。
安梅阿姨在我左侧入座，然后把麻将牌往绿呢桌面上一倒，说：“洗牌。”大家伸手抹着牌，骨牌互相撞击着，发出闷闷的哗哗声。
“你的牌艺有你妈好吗？”坐在我对面的琳达阿姨，绷着脸问我。
“念大学时，我曾和几个犹太人稍稍玩过。”
“噢，犹太麻将！”她不屑地拉长着声音。“那完全不一样。”我妈也常这么说，但她从不解释为什么。
“或许今晚我不应该就上桌子，我应先在一边看看熟。”我提出来。
琳达阿姨生气了，觉得我像小孩子般不懂事：“我们总共只三个人，怎么搓？就像只台子只有三只脚，三缺一。映姨的丈夫去世了，她就叫来了她的兄弟。你父亲把你叫来，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
我曾问过母亲，犹太麻将和中国麻将究竟有什么不同。然而她的回答，却令我弄不清，她所指的是麻将玩法的不同，还是对中国人和犹太人本身的看法不同？
“那完全是两码事，”她用英语作着解释，“犹太麻将只需记自己手里的牌，玩犹太麻将只要用眼睛就行了。”
“至于玩中国麻将，”她说，“你必须好好动脑筋，这里非常讲究技巧，你得记住别人打出的牌。如果你根本不会出牌，那就变成像在打犹太麻将，这有啥劲？脑筋也不用动，只须冷眼看着人家出洋相。”
她这样解释，使我觉得，正像我们经常各人讲各人的，我讲我的英文，她则以她的中文作答。
我问琳达姨：“犹太麻将与中国麻将到底不一样在哪里？”
“天呀，”她做作地嗔怪着，“难道你妈从没跟你讲过？”
映姨拍拍我的手：“来，好姑娘，学着我们，喏，把牌堆成四块墙。”
我跟着映姨把牌堆起来，同时不住地偷眼注意着琳达姨，她手脚最快。我的手脚也不比别人慢。映姨开始掷骰子，琳达姨是东风，我则是北风，最下家，映姨则是南，而安梅姨是西。然后再掷骰子，根据骰子上的点数，来决定麻将列上抓牌的切割处。我开始整理我的牌：一串索子和筒子，还有好几对万子，其他零星的杂牌，是不能配上去的。
“你妈的麻将打得真好，都成专家了。”安梅姨一边笃悠悠地理着牌，一边说。
每排列一张牌，她都慎重地掂量过。
现在开始了。大家一边从容地抓着牌，一边开始聊天，有一搭无一搭的。她们用她们自己特殊的语言谈天：一半是洋不洋腔不腔的英文，一半是她们自己的中国方言。映姨讲起她买了半价的毛线，好像就是街上挑来的便宜货。安梅姨则夸耀着自己给女儿露丝的小毛头织了一件这般好的小外套，“大家都以为，这是在店里买的。”她得意地说。
琳达姨则讲到，她怎样对一位售货员大光其人，因为他竟不让她退一条拉练已坏的裙子。“吃！”她一边捞进牌，一边还余怒未息地说：“我都给气死了。”
“哦，琳达，你并没有死，你还好端端地坐在麻将台边呢。”映姨挪榆着她，一边咯咯地笑着。琳达姨突的一声“碰！”然后啪啦一声，她把牌往台上一摊，“和啦！”她一边数着自己的“段头”，一边讪笑着瞥了一眼映姨。大家重番洗牌，瞬时没人讲话，一片静默，我不禁觉得有点厌烦，而且也累了。
“呵，告诉你们一件事，”映姨冷不丁开口，她的嗓门很大，把大家都吓了一跳。映姨常常就是这样让人捉摸不透，有点自说自话。妈就常这么说她：“映姨倒不是听不到什么，而是她根本难得倾听什么。”
“上礼拜六，埃默森太太的儿子给抓进去了。”映姨的口气，颇有点为自己的消息灵通而得意。“那是张太太在教堂里对我说的。说人家发现，他汽车里藏着大量电视机。”
琳达姨接口道：“哎呀，埃默森太太可是个好人呢！”言下之意，可惜摊上这么个不肖之子。现在想起来，她讲这话，也是为着顾全安梅姨的面子，不至令其大难堪。两年前，安梅姨的儿子因盗卖汽车音响而被捕。此刻安梅姨似乎正在认真琢磨什么牌，看上去挺不好受的。
“在中国，现在几乎人人都有电视机。”琳达姨换了个话题。“我们在大陆的亲戚，家家都有电视机——不单是黑白机，还有彩色和遥控的。他们什么都有，因此当我们问，需要带些什么回去时，他们则说什么都不要，只要回去看看他们就足够了。但不管怎么总得带点什么回去，比如录像机和索尼的‘行路人’，给小孩子们玩玩嘛。尽管他们说不用啦，但我想他们会喜欢的。”
可怜的安梅姨，这时更似在苦思冥想着她的牌，一个劲地挨次捏摸着她的牌。
我还记得妈跟我谈起过许家三年前的中国之行，那次安梅姨几年来好容易积攒下来的两干美元，全在她娘家兄弟身上花了个精打光。我妈见识过她那沉甸甸的行李：一只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干果和口香糖，糖衣腰果，速溶咖啡和果汁软糖。而另一只箱子则塞满了可笑的衣物，全是崭新的。有色彩鲜艳的加尼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