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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了楼，来到一间大起居室内，再往左穿过门厅，踏进另一间房间。“这就是你妈的房间，”杨妈骄傲地对我说，“你就睡在这里。”
房里第一样抓住我视线的，是一张豪华的床，它看着又沉重又轻曼，上面垂着玫瑰色的帐慢，四角支着四根深色锃亮的木质龙柱，龙柱底座是四只蜷伏的狮于。
我一头栽入凉飕飕的床罩上，高兴得哈哈大笑，我发现那柔软的褥子，比宁波床上的还要软十倍。
坐在这样一张床上，我觉得自己成了个小公主。房间里有一扇落地玻璃窗直通阳台，窗前，是一张与床配套的同样木质的圆桌。一个佣人早已把茶和甜点准备好，此刻，他正怄身替我们生火取暖，那是一种烧煤的小火炉。
这里不像我们宁波舅舅家那般寒酸，实在太阔气了。我不明白，母亲嫁了个如此有钱的男人，为什么舅舅还要骂她不要脸呢？
正在我纳闷之时，突然听到一阵冷脆的铿锵之声，接着响起了一阵音乐，那是床对面一口大红木钟发出的，只见钟门突然打开，里面现出一间挤满宾客的小房间，一个戴着尖帽子的大胡子坐在桌边饮汤：一、二、三……边上一个穿蓝衣服的姑娘，也一再俯身给他加汤：一、二、三……而另外一个穿裙子和短外套的姑娘，则前后摆着身子拉小提琴，她老拉着一首听起来不甚愉快的曲子，以至许多年以后，我依旧还能记得那旋律：尼——呵！啦，啦，啦，啦——尼——那！
这是一只十分奇妙的钟，只是在第一次听到它报时辰时，我觉得很新鲜，再多听了，我就觉得那报时声十分讨厌，弄得我晚上都睡不好。渐渐地，这养成了我一种能耐：凡对我毫无意义的一切叫唤，我都能听而不闻。
开初的几天，我真觉得快乐无比，当我与母亲一起躺在这张宽大柔软的床上时，我想起留在宁波的小弟弟，心里十分为他惋惜难过，不过，这房内每一件新鲜事物，很快又分散了我的心思。
我惊异地看着水龙头一开，热水就哗哗地流出来。抽水马桶也使我觉得新奇，只要水一冲就行了，不用佣人去清洗它们。这里每一间屋子，都像母亲房里一样精致讲究。杨张氏向我一一介绍着：哪一间是大太太的，哪一间是二太太的，有些则仅仅只是客房。
不过很快，我就觉得一切新鲜的东西已不再新鲜了，我很快就厌倦了。“呵，这道菜我前天已吃过了。”“这甜点心我已吃腻了！”我不时向杨张氏抱怨着。
母亲重又变得快乐了。她穿着中国式旗袍，嵌着白镶边，那是为外婆戴的孝。
白天，她指点给我看一些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并教会我它们的名称：浴缸、白朗尼照相机、色拉叉、茶巾等。晚上，我们便围炉闲谈，谈论着各个佣人：某人聪明、某人勤快、某人忠心耿耿等等。我们在火炉上烤鸡蛋、烘山芋，空气中弥散着一股甜香。
可以说直到那时，我再没过到比这更快乐更舒服的日子了：没有烦恼，没有恐惧，也没有欲求，我的生活，就像那床玫瑰色的大床褥一样温暖舒适。但很快，我就不快乐了。
就在两星期后的一天，我正在后花园踢皮球，只听到远远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声，花园里两只狗顿时撇下我，快乐地叫着奔了出去。
一直坐在我身边看着我玩的母亲，脸色霎时变了，只见她霍一下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我奔出去，只见大门口停着两辆乌黑油亮的人力车，后面则是一辆黑色的汽车。一个男佣人忙着在人力车上卸行李，另一辆人力车上，跳下一个年轻侍女。
佣人们全都出来簇拥在汽车四周，锃亮的车身映出他们一张张谦卑恭敬的脸面。
司机打开车门，先跳出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留着短发，后面烫着几道波浪。这女孩子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却全身是成年女人的装束，配着长统丝袜蹬着高跟鞋。我看看自己沾着黄绿色草汁的白裙子，觉得很难为情。
随后，佣人们慢慢扶出一个大块头男人，他个头不高，但很肥胖，气喘吁吁的，看着比我母亲要老多了。他的前额油光光的，鼻翼边一颗大黑痣。只见他身穿一件西式外套，里面一件毛背心紧紧地绷着身子，裤子倒很肥大。只见他费劲地蹬下地来，傲慢地往屋里走去，睬也不睬那些迎候着他的人。人们纷纷为他开门，也有帮他提着包，夹着他的长大衣的，浩浩荡荡地尾随着他。那个年轻姑娘则脸露得意的笑容挨着他，并不时频频回首打量着身后的随从，好像他们的那些殷勤和尊敬，都是献给她的。她刚走进去，我就听见一个佣人在议论着她：“三姨太太年轻了，她除了个奶妈外，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佣人。”
我偶尔一抬头，只见母亲正站在窗台上观望，一切她都看见了，吴青又娶了第五房姨太太。妈倒一点也不妒忌这个女孩子，她没必要这样。母亲并不爱吴青，在中国，一个姑娘往往不是为爱情，而是为地位而结婚的。但我母亲在吴家的地位，我后来知道，是最低的。
自从吴青带着五姨太回来后，母亲终日足不出门，埋头刺绣。有时下午就带我坐车出城，为的是寻觅某一种颜色的丝线，或者她根本讲不清它的颜色，有如她也无法讲清她自己的一切烦恼和不快。
因此尽管一切看来平静如故，但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假象。你可能会奇怪，怎么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孩子，也能感觉得出？现在想想，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我好像天生有一种能预测灾难的特异功能，十五年后，同样的功能，使我能听见日本人扔在远方的炸弹，从而知道一场无可避免的战祸开始了。
吴青回来后没几天的一个深夜，我被母亲轻轻摇醒。
“安梅，乖孩子，”她疲惫地说，“去杨妈房里睡吧。”
我睡眼惺松地揉揉眼睛，看见房里晃进一个黑影，那是吴青，我哭了。
“别哭，没有什么，快去杨妈房里、”妈轻声说着，把我抱在冷冰冰的地上，那座木头钟又开始唱了，吴青嘟嘟哝哝地抱怨着这寒冷的天气。我给带到杨妈房里。
次日早上，我看见五姨太绷着脸，就和我一样。早餐桌上，当着众人面，她的怒气爆发了，只见她粗暴地大声训斥女佣动作太慢，吴青则像父亲般严厉地瞥了她一眼，她便抽抽搭搭地哭了。不过后来到了中午时分，五姨太又咯咯笑了，穿了一身新衣服和新鞋子，得意洋洋地走来走去。
当天下午，我和母亲又乘上人力车，去买绣花线，第一次，母亲向我倾吐了她郁结的不快：“你看见了，我过得多窝囊！”她哭着说，“看我在家里多没地位，他带回来的那个新姨太，是个下等女人，黑黑的，又不懂规矩！他只是花了几块钱把她从乡下，一个砖瓦匠家里买来的。晚上当她还不能满足他时，他便到我这里来，我从他身上闻到那个贱货的土气。
“现在你看见了，我这个四姨太就是不如五姨太，安梅，你得牢记住这一点。
我曾是个明媒正娶的太太，一个读书人的太太。你的母亲并不生来就是个四姨太的。”
那“四”字，恶狠狠地从她牙缝里进出来，那字听起来，就和“死”的发音一样，我只觉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令我记起，外婆曾说过，“四”是一个很不吉利的数字，因为如果你以一种怒冲冲的声调说出这个字，听起来就颇像那个晦气的字。
寒露到了，天气更冷了，二姨太和三姨太，带着她们的孩子和佣人，回到天津来了。吴青同意让他的新汽车去火车站接他们，当然，一辆汽车哪装得下这大队人马？所以汽车后面走着一长串的人力车，就像一串蟋蟀跟着一只肥大的甲虫。
母亲站在我身后迎接着她们。一个穿着一身普通西服的女人，带着三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年纪与我不相上下。
“这是三太太和她的三位女儿。”母亲介绍着。
那三个女孩子比我还要怕羞，只是低着头依偎着她们母亲。可我还是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她们，她们跟自己母亲一样朴素，一律长着大牙齿，厚嘴唇，两道粗眉毛，就像两条大毛虫。三太太热情地与我们寒暄着，还同意让我帮她提一只包裹。
“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