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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不可穿凿
几位应届毕业的同学在一起谈论，中心的问题是：经过大学文科四年的学习之后，能不能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能够独立研究，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并且做了一些补充。归纳起来，我补充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为了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必须从积极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千万不可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沾染了不正确的思想作风。
对于各种不正确的治学方法，我们都要注意防止。其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古来一般学者最容易患的穿凿的毛病。有这种毛病的人常常强词夺理，把许多说不通的道理，硬要说通，因而随意穿凿，牵强附会。
然而，学问之道是穿凿附会不得的。《易传乾卦文言》中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可见学问是要集中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决不是穿凿附会的产物。
古来不管何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凡是做学问不踏实，而有穿凿附会之病者，几乎没有不闹笑话的。比如，宋代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大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若干缺点，不容掩饰。他写过这一部《字说》，据当时名家的评论，认为其中许多解释便有穿凿的毛病。如苏轼《调谑编》所载：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似九个。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也证明了穿凿附会的毛病，对于做学问的人，是多么有害的啊！
其实，这种穿凿的毛病，影响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学术的范围。据宋代罗点《闻见后录》记载：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王荆公会客食，遽问：孔子不撤姜食何也？刘贡父曰：本草书，姜多食损智；道非明民，将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故云。荆公喜，以为异闻。久之乃悟其戏也。荆公之学，尚穿凿类此。”
这样的笑话是不是苏东坡等人故意挖苦王安石的呢？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成分，这样的笑话并非凭空捏造，却是事实。这样的笑话，大可以说明任何学问决不可以穿凿。做学问的人，如果患了穿凿的毛病，就将不可救药。在这里，我不打算也不可能讨论王安石这位宋代大政治家的思想、学问和事业，只是随便引用这些材料做个例子而已。
话说到这里，大家自然要问：照你这样说，那末，什么是正确的治学态度呢？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很容易回答的。答案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大家知道，最早讲实事求是的，要数汉代的班固。他在《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中写道：“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在这一句下面，唐代的颜师古做了一个注解，他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个意思很明显，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占有大量材料，分析研究客观的情况，辨明是非，寻求真理。
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于实事求是做了最确切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不但是我们大家公认为最好的学习态度，而且也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所必需的正确态度。
做学问的人，要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毫无疑问，除了实事求是以外，再也不能设想还会有别的什么态度了。这种态度，和任何穿凿附会的作风，决没有丝毫共通之处。只有用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及其他一切工作，才有成功的希望。
自学与家传
昨天，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医师来信说：
“我有一个十九岁的独生女，本在××学院读书，因听力较差（患先天性右耳导闭塞，Ｘ光线检查证明，不能动手术），读到一九六一年夏季，赶不上功课，以致退学。今夏本拟应北京师范大学文科考试，昨健康检查证明，以听力关系不及格，如是只好在家。……我的爱人又于一九六一年去世，因此父女相依为命，不愿她登记远行。小女及我都为此十分徬徨。……请问应如何改变现状，不令小女闲坐在家？”
这个问题似乎有必要在《夜话》中谈谈，以供更多的读者参考，因此，我又在这里作公开的答复。
无论是什么原因不能升学，学生本人和家长都应该抱定一个正确的态度，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法。
就这位老医师所述的情况而论，他的女儿既然因为耳朵有病不能升学，又不宜离家远行，那末，正确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她应该有计划地在家自学。古来不知有多少著名的学者都是自学成功的。现在我们需要什么参考书籍，到外可以找得到，又有许多辅导学习的组织，自学的便利条件比古人优越千万倍，并且现在自学的效果也不比在学校读书的差多少。而这位老医师的女儿更有比别人特殊优越的条件，她可以跟她的父亲学医，使家传的学问进一步发扬光大起来。在这位医师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的情况下，他们正好可以把自学与家传相结合，一方面解决女儿的学业前途问题；另一方面解决父亲的家学继承问题。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南北朝时代大名鼎鼎的文人江总，就是自学成名的。据《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称：“总七岁而孤，依于外氏，幼聪敏，有至性。……及长，笃学，有辞采。家传赐书数千卷，总昼夜寻读，未尝辍手。……年少有名”，时人“雅相推重”。同样的例子，每个朝代都有。如元代的王冕出身于牧牛童，终于自学成名；明代的朱恕是樵子出身，后来成为泰州学派的继承人。这些已为一般读者所共知，就不必说了。
仅仅以历代名医的事迹为证，我们也不难断定，自学与家传相结合是完全可行的有效办法。例如，宋代的名医庞安时，便是家传医术、自学成名的一个典型人物，而且他恰巧也是耳朵有病的人。据《宋史》卷四百六十二《方技列传》载：
“安时字安常，……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父世医也，授以脉决。……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辨诘不可屈，父大惊，时年犹未冠。已而病聩，乃益读灵枢、太素、甲乙诸秘书；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
当时他的医名传播全国，许多学者在笔记中常常提到庞安时的事迹。苏东坡在《东坡杂记》中特别写下了他和庞安时谈话的情形，颇为有趣。东坡写道：
“庞安常善医而聩，与人语，书在纸，始能答。东坡笑曰：吾与君皆异人也。吾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非异人而何？”
看来庞安时不只是听力不好，简直是耳聋得厉害，所以东坡与他谈话，不能不用笔谈。然而，这一点也没有妨碍他对医学愈来愈深入的研究，甚且正因为他耳朵听不见了，倒更加能够专心于研究，而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当时另一个著名学者张耒，在《明道杂志》中说：
“高医庞安时者，治疾无不愈，其处方用意，几似古人。……庞得他人药，尝之，入口即知此何物及其多少，不差也。”
他生平还有许多事迹，流传久远。我觉得他的事迹特别值得介绍，所以多费了一些笔墨。
至于元代的名医余士冕，也是因自学与家传而成名的。据《歙县志》载：“冕字子敬，父幼白，精歧黄理，辑有苍生司命。冕尤能世其家学，沉疴立起，试多奇中。”明代的名医潘仁仲，相传四世皆为“回春妙手”。我想这些就不需要详述了。《礼记》上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这句话的意思固然不应该机械地加以解释，但是大体上说，学医的要几辈相传才能积累可靠的经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希望给我写信的这位老医师和他的女儿，能够在我们今天崭新的社会制度下，以自学和家传相结合的办法，做出新的成绩。
当然，这种自学与家传的途径和办法，绝不限于医学一个方面，其他方面同样可以采取这个办法，以解决与此类似的其他困难的问题。
行行出圣人
“家中父母叫我毕业以后，赶快回乡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