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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托尔斯泰又把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补充。他殚精竭虑地筹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养元气，同时又须排除麻醉意识的畸形的享乐和灭绝良知的残酷的享乐。一八九五年发行的《烟草与酒精》，又名《畸形的享乐》，俄罗斯原文中又注着：《为何人们会麻醉》。《残忍的享乐》，印行于一八九五年，中分：肉食者，战争，行猎。他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牺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猎。托尔斯泰克制他这件嗜好是费了不少苦心，因为行猎是他最心爱的一种消遣，这且是他的父亲遗传给他的。他不是感伤的人，他亦不见得对于兽类有何怜悯。他的眼睛简直不大注视这些畜类的——有时是那么富于表情的——眼晴。除了马，他具有一切贵族的癖好。实际上，他具有残忍的本能。他曾讲起他一棍打死了狼时，他感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他的后悔的情操，发现得很晚。他实行持斋以锻炼意志；宛如一个运动家自己定下严厉的规条，迫使自己奋斗与战胜。
《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的相当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漩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的第一程。这时候便开始了这二十载的苦斗，孤独的亚斯纳亚老人在一切党派之外，（并指责他们，）与文明的罪恶与谎言对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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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托尔斯泰传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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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周围，托尔斯泰的精神革命并没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难堪。
好久以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观察着她无法克服的病症的进展。自一八七四年起，她已因为她的丈夫为了学校白费了多少精神与时间，觉得十分懊恼。
“这启蒙读本，这初级算术，这文法，我对之极端轻视，我不能假装对之发生兴趣。”
但当教育学研究之后继以宗教研究的时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对于托尔斯泰笃信宗教后的初期的诉述觉得非常可厌，以至托尔斯泰在提及上帝这名辞时不得不请求宽恕：“当我说出上帝这名辞时，你不要生气，如你有时会因之生气那样；我不能避免，因为他是我思想的基矗”一八七八年夏。
无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动了；她努力想隐藏她的烦躁的心情；但她不了解；她只是不安地注意着她的丈夫：“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着。他几乎不开口了。他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她想他是病了：
“据列夫自己说他永远在工作。可怜！他只写着若干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论辩。他阅览书籍，他冥想不已，以至使自己头痛，而这一切不过是为要表明教会与福音书主义的不一致。这个问题在全俄罗斯至多不过有十余人会对之发生兴趣而已。但这是无法可想的。我只希望一点：这一切快快地过去，如一场疾病一般。”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疾病并不减轻。夫妇间的局势愈来愈变得难堪了。他们相爱，他们有相互的敬意；但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他们勉力，作相互的让步，但这相互的让步惯会变成相互的痛苦。托尔斯泰勉强跟随着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生平最困苦的一月。侨居于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呢？这一切，并非为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是这样做！可怜的人！币话税艘荒晔挛迦铡？
同时，伯爵夫人写道：
“莫斯科。我们来此，到明日已届一月了。最初两星期，我每天哭泣，因为列夫不独是忧郁，而且十分颓丧。他睡不熟，饮食不进，有时甚至哭泣，我曾想我将发疯。”一八八一年十月十四日。
他们不得不分离若干时。他们为了互相感染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他们是永远相爱着！
但当他们一朝相遇的时候，龃龉又更进一层。伯爵夫人不能赞成托尔斯泰这种宗教热，以至使他和一个犹太教士学习希伯莱文。
“更无别的东西使他发生兴趣。他为了这些蠢事而浪费他的精力。我不能隐藏我的不快。”一八八二年。
她写信给他道：
“看到以这样的灵智的力量去用在锯木、煮汤、缝靴的工作上，我只感到忧郁。”
而她更以好似一个母亲看着她的半疯癫的孩子玩耍般的动情与嘲弄的微笑，加上这几句话：“可是我想到俄国的这句成语而安静了：尽管孩子怎样玩罢，只要他不哭。”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但这封信并没寄出，因为她预想到她的丈夫读到这几行的时候，他的善良而天真的眼睛会因了这嘲弄的语气而发愁；她重新拆开她的信，在爱的狂热中写道：“突然，你在我面前显现了，显现得那么明晰，以至我对你怀着多少温情！你具有那么乖，那么善，那么天真，那么有恒的性格，而这一切更被那广博的同情的光彩与那副直透入人类心魂的目光烛照着……这一切是你所独具的。”
这样，两个子互相爱怜，互相磨难，以后又为了不能自禁地互相给与的痛苦而懊丧烦恼。无法解决的局面，延宕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后来，这垂死的李尔王在精神迷乱的当儿突然逃往西伯利亚的时候才算终了。
人们尚未十分注意到《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末了有一段对于妇女的热烈的宣言。——托尔斯泰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毫无好感。“只有在男子们不依照真正的工作律令的社会里，才能产生这种所谓女权运动。没有一个正当工人的妻子会要求参与矿中或田间的工作。实际上，她们只要求参与富人阶级的幻想工作。”但对于他所称为“良母的女子”，对于一般认识人生真意义的女子，他却表示虔诚的崇拜；他称颂她们的痛苦与欢乐，怀孕与母性，可怕的苦痛，毫无休息的岁月，和不期待任何人报酬的无形的劳苦的工作，他亦称颂，在痛苦完了，尽了自然律的使命的时候，她们心魂上所洋溢着的完满的幸福。他描绘出一个勇敢的妻子的肖像，是对于丈夫成为一个助手而非阻碍的女子。她知道，“惟有没有酬报的为别人的幽密的牺牲才是人类的天职”。
“这样的一个女子不独不鼓励她的丈夫去做虚伪欺妄的工作，享受别人的工作成绩；而且她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排斥这种活动，以防止她的儿女们受到诱惑。她将督促她的伴侣去担负真正的工作，需要精力不畏危险的工作……她知道孩子们，未来的一代，将令人类看到最圣洁的范型，而她的生命亦只是整个地奉献给这神圣的事业的。她将在她的孩子与丈夫的心灵中开发他们的牺牲精神……统制着男子，为他们的安慰者的当是此等女子。……啊，良母的女子！人类的运命系在你们手掌之间！”这是《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最后几行。时代是一八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这是一个在乞援在希冀的声音的呼唤……难道没有人听见么？……几年之后，希望的最后一道微光也熄灭了：“你也许不信；但你不能想像我是多么孤独，真正的我是被我周围的一切人士蔑视到如何程度。”致友人书。？
最爱他的人，既如此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