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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一八六○年时代的俄国社会——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的种种色相之外，尤其含有自传的性格。较之托尔斯泰所创造的许多其他的人物，列文更加是他的化身。托尔斯泰不独赋与他自己的又是保守又是民主的思想，和乡间贵族轻蔑知识阶级的反自由主义；在本书的结尾中，还有明白攻击战争、国家主义、泛斯拉夫族主义的思想。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亦赋予了他。列文与基蒂的爱情和他们初婚后的数年，是他自己的回忆的变相，——即列文的兄弟之死亦是托尔斯泰的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的表现。最后一编，在小说上是全部无用的，但使我们看出他那时候衷心惶乱的原因。《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固然是转入另一部拟议中的作品的艺术上的过渡，《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却是两年以后在《忏悔录》中宣露的精神革命的过渡。在本书中，已屡次以一种讽刺的或剧烈的形式批评当时的俄国社会，这社会是为他在将来的著作中所不住地攻击的。攻击谎言，攻击一切谎言，对于道德的谎言，和对于罪恶的谎言同样看待，指斥自由论调，抨击世俗的虚浮的慈悲，沙龙中的宗教，和博爱主义！向整个社会宣战，因为它魅惑一切真实的情操，灭杀心灵的活力！在社会的陈腐的法统之上，死突然放射了一道光明。在垂危的安娜前面，矫伪的卡列宁也感动了。这没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魂，居然亦透入一道爱的光明而具有基督徒的宽耍一霎时，丈夫，妻子，情人，三个都改变了。一切变得质朴正直。但当安娜渐次回复时，三人都觉得“在一种内在地支配他们的几乎是圣洁的力量之外，更有另一种力量，粗犷的，极强的，不由他们自主地支配着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复再能享受平和”。而他们预先就知道他们在这场战斗中是无能的，“他们将被迫作恶，为社会所认为必须的”。“对于社会，罪恶是合理的。牺牲爱，却是不健全。”（《安娜·卡列尼娜》法译本第二册）列文所以如化身的托尔斯泰般在书的结尾中亦变得升华者，是因为死亦使他感动了之故。他素来是“不能信仰的，他亦不能彻底怀疑”。出处同前。自从他看见他的兄弟死后，他为了自己的愚昧觉得害怕。他的婚姻在一时期内曾抑住这些悲痛的情绪。但自从他的第一个孩子生下之后，它们重复显现了。他时而祈祷时而否定一切。他徒然浏览哲学书籍。在狂乱的时光，他甚至害怕自己要自杀。体力的工作使他镇静了：在此，毫无怀疑，一切都是显明的。列文和农人们谈话；其中一个和他谈着那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生存的人”。这对于他不啻是一个启示。他发现理智与心的敌对性。理智教人为了生存必得要残忍地奋斗；爱护他人是全不合理的：“理智是什么也没有教我；我知道的一切都是由心启示给我的。”《安娜·卡列尼娜》法译本第二册。
从此，平静重新来临。卑微的乡人——对于他，心是惟一的指导者——这个名辞把他重新领到上帝面前……什么上帝？他不想知道。这时候的列文，如将来长久时期内的托尔斯泰一般，在教会前面是很谦恭的，对于教义亦毫无反抗的心。
“即是在天空的幻象与星球的外表的运动中，也有一项真理。”同前。
名人传…托尔斯泰传一○
列文瞒着基蒂的这些悲痛与自杀的憧憬，亦即是托尔斯泰同时瞒着他的妻子的。但他还未达到他赋予书中主人翁的那般平静。实在说来，平静是无从传递给他人的。我们感到他只愿望平静却并未实现，故列文不久又将堕入怀疑。托尔斯泰很明白这一层。他几乎没有完成本书的精力与勇气。《安娜·卡列尼娜》在没有完成之前，已使他厌倦了。“现在我重复被那部可厌而庸俗的《安娜·卡列尼娜》所羁绊住了，我惟一的希望便是能早早摆脱它，愈快愈好……”（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致费特书）“我应得要完成使我厌倦的小说……”（一八七六年致费特书）他不复能工作了。他停留在那里，不能动弹，没有意志，厌弃自己，对着自己害怕。于是，在他生命的空隙中，发出一阵深渊中的狂风，即是死的眩惑。托尔斯泰逃出了这深渊以后，曾述及这些可怕的岁月。见《忏悔录》（一八七九年）。全集卷十九。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在此我把《忏悔录》中一部分作概括的引述，只保留着托尔斯泰的语气。“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前面，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杀。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于生命的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这样的一段：“列文，被爱着，很幸福，做了一家之主，他亲手把一切武器藏起来，仿佛他恐怕要受着自杀的诱惑一般。”这种精神状态并非是托尔斯泰及其书中人物所特有的。托尔斯泰看到欧罗巴，尤其是俄罗斯的小康阶级的自杀之多不胜讶异。他在这时代的作品中时常提及此事。我们可说在一八八○年左右，欧洲盛行着精神萎靡症，感染的人不下数千。那时代正是青年的人，如我一般，都能记忆此种情况；故托尔斯泰对此人类的危机的表白实有历史的价值。他写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的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的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他的归宿毕竟在于民众身上。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老是具有“一种奇特的，纯粹是生理的感情”，《忏悔录》。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后几年中，他和列文一样对于民众接近得多了。这时代的他的肖像证明他的通俗性。克拉姆斯科伊的一幅画像（一八七三年）表现托尔斯泰穿着工衣，俯着头，如德国的基督像。在另外一幅一八八一年的肖像中，他的神气宛如一个星期日穿扮齐整的工头：头发剪短了，胡须与鬓毛十分凌乱；面庞在下部显得比上面宽阔；眉毛蹙紧，目光无神，鼻孔如犬，耳朵极大。他开始想着，他那些自杀、自己麻醉的学者、富翁，和他差不多过着同样绝望的生活的有闲阶级的狭小集团之外，还有成千成万的生灵。他自问为何这些千万的生灵能避免这绝望，为何他们不自杀。他发觉他们的生活，不是靠了理智，而是——毫不顾虑理智——靠了信仰。这不知有理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人没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最初的人类思想中已经酝酿成熟了。信仰所给予人生之谜的答复含有人类的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所列举的这些智的公式便已足够了吗？——不，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一般“思想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