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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安员和女经理颇为扫兴、失望的是，二十二名五类分子中，竞有十人声称没有文化，不会写字，而且互相作保、证明。王秋赦在旁做了点解释：“镇上凡是有点名望的地主老财解放前夕都逃到香港、台湾去了，剩下的大都是些土狗、泥猪！”只有坏分子秦书田，还多从女经理手里讨了一张纸，右手左手，写出来的字都是又粗又大，端端正正，和印板印出来的一样，把两张纸都写满了。其实公安员完全可以到街墙、石壁上去对他写的那些标语的笔迹。凡是会写字的五类分子都留下了笔迹之后，公安员和女经理分别训了几句要老实守法的话，才把这些入另册的家伙们遣散了。
秦癫子最可疑。可是公安员找大队干部一了解，又得到的是否定的答复，说“秦癫子几年来老老实实，劳动积极，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而且笔迹也不对。女经理李国香和吊脚楼主王秋赦又提出“卖米豆腐的胡玉音”出身历史复杂，父亲入过青红帮，母亲当过妓女，本人妖妖调调，拉拢腐蚀干部，行踪可疑。公安员依他们所言，在逢圩那天，特意到米豆腐摊子上去吃了两碗，坐了半天，左看右看，米豆腐姐子无论从哪个侧面看都是一表人才，笑笑微微的，待人热情和气，一口一声：“大哥”、“兄弟”，服务态度比我们多数国营饮食店的服务员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呢。胡玉音又没有什么文化，哪里像个写“眨标”的？人家做点小本生意和气生财，为什么要骂你这个三面红旗？三面红旗底下还允许她摆米豆腐摊子嘛，哪来的刻骨仇恨？
后来实在没有别的线索，女经理又给公安员出了主意：通过各级党团组织，出政治题目，发动群众写文章谈对三面红旗的认识，让全镇凡是有点文墨的人，都写出一纸手迹来查对。真是用心良苦，兴师动众。结果还是没有查到什么蛛丝马迹。
镇国营饮食店厕所的一块千刀万剐的杉木板，搅得全镇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人心惶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揭发、被怀疑、被审查。后来公安员把这块臭木板当作罪证实物拿走了，但这一反革命政治悬案却没有了结。这就是说，疑云黑影仍然笼罩在芙蓉镇上空，鬼蜮幽魂仍在青石板街巷深处徘徊。
案虽然没有破，王秋赦却当上了青石板街的治安协理员，每月由县公安局发给十二元钱的协理费。国营饮食店女经理在本镇居民中的威信，也无形中一下子树立了，并且提高了。这是本镇新出现的一个领袖人物，在和老的领袖人物——粮站主任谷燕山抗衡。从此，女经理喜欢挺起她那已经不太发达的胸脯，仰起她那发黄的隐现着胭脂雀斑的脸盘，在青石板街上走来走去，在每家铺面门口站个一两分钟：“来客了？找王治安员登记一下，写清客人的来镇时间，离镇时间，阶级成分，和你家是什么关系，有没有公社、大队的证明……”
“你门口这幅对联是哪年哪月贴上去的？‘人民公社’这四个字风吹雨打得不成样子，而且你还在毛主席像下钉了竹钉挂牛蓑衣？”
“老人家，你看那米豆腐姐子一圩的生意，大约进多少款子，几成利？听讲她男人买砖置瓦寻地皮，准备起新楼屋？”
“你隔壁的土屋里住着右派分子秦书田吧？你们要经常注意他的活动，有些什么人往来出进……镇里王治安员会专门来向你布置。”
如此等等。女经理讲这些话时，态度和好，带着一种关照、提醒的善意。但事与愿违，她的这些关照、提醒，给人留下的是一种沉闷的气氛，一种精神上的惶恐。渐渐地，只要她一在街头出现，人们就面面相觑，屏声住息。真是一鸟进山，百鸟无声，连猫狗都朝屋里躲。仿佛她的口袋里操着一本镇上生灵的生死簿。芙蓉镇上一向安分守己、颇讲人情人缘的居民们，开始朦朦胧胧地觉察、体味到：自从国营饮食店来了个女经理，原先本镇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谷燕山已经黯然失色，从此天下就要多事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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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北方大兵”
粮站主任谷燕山自从披着老羊皮袄，穿着大头鞋，随南下大军来到芙蓉镇，并扎下来做地方工作，已经整整十三年了。就是他的一口北方腔，如今也入乡随俗，改成镇上人人听得懂的本地“官话”了。跟人打招呼，也不喊“老乡”而喊“老表”了。还习惯了吃整碗的五爪辣、羊角辣、朝天辣，吃蛇肉、猫肉、狗肉。他生
得武高武大，一脸连鬓胡子，眼睛有点鼓，两颊有横肉，长相有点凶。刚来时，只要他双手一叉，在街当中一站，就吓得娃娃们四下里逃散。甚至嫂子们晚上吓唬娃娃，也是：“莫哭！胡子大兵来捉人了！”其实他为人并不凶，脾气也不恶。镇上的居民们习惯了他后，倒是觉得他“长了副凶神相，有一颗菩萨心”。
解放初，他结过一次婚。白胖富态、脑后梳着黑油油独根辫子的媳妇也是北方下来的。但没出半个月，媳妇就嘴嘟嘟、泪含含地走了，再也不肯回来。也没听他两口子吵过架，真是蚊子都没有嗡过一声。这使老谷多丢脸，多难堪啊。他不责怪那媳妇，原因在自己。他觉得自己像犯有哄骗妇女罪似的，在芙蓉镇上有好几个月不敢抬头见人。当时镇上的人不知底细，以为他是丢失了某种至关紧要、非找回来不可的证件呢。还是在北方打游击、钻地道时，他大腿上挂过一次花，染下一种可厌的病。娘儿们得了这类性质相同的病，有人医，有药治。可是男子汉得了这类病，提都很少有人敢提，一提起来也会引起哄堂大笑，给人逗趣取乐儿呢。何况那时枪子儿常在耳边呼啸，手榴弹常在身边爆炸，埋你一身土，呛你满嘴泥，半夜醒来还要摸摸是否四肢俱在。正是提着脑袋打江山、夺天下，拖几年再说吧。谁还不是带着某种伤疤和隐痛在干革命？有的战斗英雄身上留着枪子儿、弹片头都没顾上取出来呢。原想着，只要能活下来迎接胜利，过上太平日子，病就不难治，问题就不难解决。连指导员是个个头粗、心眼细的人，（唉唉，战争年代的指导员啊，是战士的兄长，甚至像战士的母亲啊！）终于在行军路上发现了这个年近二十的老排长的痛苦。当南下路过芙蓉镇时，就把他留在这山青水秀的地方，转了地方工作。但他还是羞于去寻医看病，却是偷偷地吃了十来服草药，也不见效用。这位参加推翻了封建主义大山的战士，脑壳里却潜伏着封建意识。科学要在大白天里把人的身子剥得一丝不挂，由着那些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的男男女女来左观右看，捏捏摸摸，比比划划，就像围观着一匹公马。他是怎么也接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后来他听人讲，男子汉娶了媳妇，某些病就自自然然会好起来的。他权衡了很久，才打定主意，不娶本地女人，讨个老家娘儿们，一旦不合适，好留个退步，起码不在本地方造成不良影响……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他是办了一件稳妥事，又是一件负心事。因为他拒科学于门外，科学也就没有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友善。他一直给那女人寄生活费，赎回良心上的罪责。
对于这件事，本镇街坊们纳闷了多半年，才悟出了一点原由：大约老谷主任身上有那种再贤淑的女人都不能容忍、又不便声张的病。后来有些心肠虽好但不通窍的傻娘们，还给他当过几回介绍，都被他一口一个地回绝了。渐渐地一镇上的成年人都达成了默契，不再给他做媒提亲。因而上两月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向他频送秋波、初试风骚也碰了壁。当然没有人把底细去向女经理学舌。
话又讲回来，老谷这人虽然不行“子路”①，却有人缘。如今芙蓉镇上那些半大的男伢妹娃，多半都认了他做“亲爷”。他也特喜欢这些娃儿。因之他屋里常有妹娃嬉戏，床上常有男伢打滚。什么小人书、棒棒糖、汽车、飞机、坦克、大炮，摆了一桌，摊了一地。他还代有的娃娃交书籍课本费，买铅笔、米突尺什么的。据镇上的几位民间经济学家心算口算，他大约每月都把薪水的百分之十几花在这些“义崽义女”身上了镇上的青年人娶亲或是出嫁，也总要请他坐席，讲几句有分量又得体的话。他也乐于送一份不厚不薄的贺礼。镇上有的人家甚至家里来了上年纪、有身分的客人，办了有鳞有爪的酒菜，也习惯于请他作陪，并介绍：“这是镇上谷主任，南下的老革命……”好像以此可以光耀门庭。随着岁月的增长，老谷的存在对本镇人的生活，起着一种安定、和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