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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投降。由于人群密集，街上布满路障，不能按规定派车押送他，便决定让他步行。
马赛尔·阿柯朗波尼的人马把他围在中间。里边一圈是雇佣兵部队的军官们，昂赛姆副官和城里一些绅士、统领。他们都拿着武器。外面一圈是士兵和武装的市民。路易亲王身着棕色衣服，腰挂佩剑，胳膊挽着披风的一摆，很是潇洒。他一边走，一边露出轻蔑的微笑：我若打下去……那种神气，仿佛要告诉人家，他是胜利者。众人把他带到执政官面前，他立即向他们致意，说：“先生们，我是这位先生的俘虏。”他指着昂赛姆，“发生这种事情，我十分愤怒。这可不是我的过错。”
统领下令缴下他的佩剑。他靠着阳台，发现了一把小剪刀，便用它修剪起指甲来。
统领问他府里有些什么人。他说出一些人的名字，其中有上面提到的里维洛托上校和蒙特梅里诺伯爵。他说为了拯救其中一人，愿出一万皮亚斯特。对另一人，他甚至愿以鲜血为报。他要求把他安置在与他身份相称的地方。事情这样谈妥以后，他便写信给他的手下，并附上戒指作为记号，叫他们投降。他对昂赛姆大人说，他把枪和佩剑送给他，如果在他府上发现了武器，亦请他赏脸留用，因为那是贵族的而不是普通士兵的武器。
士兵们开进王府，仔细搜索，并立即把亲王的手下召集拢来，点名登记，一共三十四名。然后他们两人两人一组，押进了法院的监狱。死了的留下喂狗。一切经过都迅速报给威尼斯。
人们发现，亲王手下许多同谋的士兵漏网了，于是发下通令，严禁窝藏罪犯，违者捣毁住宅，没收财产。有知情举报者，奖给五十皮亚斯特。通过这个办法，又抓到了几个。
从威尼斯派了一艘三桅战舰来到康狄城传达命令：着拉蒂诺·奥西尼立即回威尼斯处理要事。大家认为他将丢掉官职。
先天是圣·埃蒂耶娜的瞻礼日，上午，大家期望着观看处死路易亲王的场面，或者听到他已在狱中绞杀的消息。可是情况并非如此，人们不禁大为诧异，因为他并不是一只可长期关在笼中的鸟。不过到了夜里，法院开庭审判。圣·让瞻礼日黎明前不久，大家得知这位老爷已被绞死，死得十分从容。他的尸体由教堂的教士和耶稣会神甫陪护，立刻送到了大教堂。整整一天，他被陈放在教堂中央一张桌子上示众，给那些不谙世事的人提供借鉴。
翌日，按照他的遗愿，他的尸体被送到威尼斯，埋在那里。
星期六绞死了他的两名手下。一个叫福里奥，是个骨干，另一个则是个卑鄙的小人。
星期一，也就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又绞死了十三个，其中好几个是大贵族。另外还有两人，一个是斯普朗狄亚诺统领，一个是帕加奈罗伯爵，都受了点刑，被带往广场示众。到了刑场，他们被打破脑袋，昏死过去，然后被活活地大卸成四块。这两人都是贵族，在行凶作恶之前，家境十分富有。有人说帕加奈罗伯爵就是残杀维多利娅夫人的凶手。也有人表示异议，说路易亲王在上文提到的那封信里，表明是他亲手行的凶。也许这是出于虚荣，就像他派人杀了维特利在罗马表现的那样，也许只是为了向维吉尼奥·奥西尼亲王讨好。
帕加奈罗伯爵在受到致命一击之前，胸口被捅了好几刀，最后刺中了心脏，就像可怜的妇人所经受的那样。因此，从他胸脯流出大量鲜血，宛如河流。他过了半个多小时才死，令众人惊骇不已。他当时四十有五，生命力十分强盛。
绞架仍然耸立着。本要在新年的第二天处决剩下的十九个罪犯，可是刽子手极为疲乏，百姓见了那么多死人也觉恐慌，因此推迟了两天。但是没人认为会有人得到赦免。在路易亲王的手下，也许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管家费朗菲老爷。
他竭尽全力，终于证明他没有参与凶杀事件。
帕多瓦的居民，甚至年纪最大的人，都记不起在什么时候曾根据公正的判决，一次处死过这么多人。因此，威尼斯的执政官在那些最文明的国家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另一人补写道：）书记兼管家费朗菲被判十五年徒刑。司酒官奥诺利奥和另外二人被判刑一年。另有七人被判处戴脚镣划船的苦役。最后七人被释放。
桑西一家
。小［说网｝
（李 熊译）
无疑，莫里哀笔下的堂璜是个风流公子。但他首先是个教养良好的人；在惹上寻花问柳这种不可抵拒的习性之前，他一心效仿某种理想的典范，使自己在一个风流俊雅的年轻君主宫中成为备受赞赏的人物。
莫扎特笔下的堂璜则更接近自然，没有那么重的法国味。
他不那样考虑“别人怎么说”，先不说别的，他至少不像都比涅笔下的那个弗奈斯特男爵所说的，想到“自吹自擂”。关于意大利的堂璜，我们所有的就只是这么两个形象。大概在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初期，他所表现的，也就是如此。
在这两个形象中，有一个我是绝对不能介绍的，因为我们的世纪太“一本正经”了。我必须回忆我在拜伦勋爵那儿听过多次的名言：“这个虚伪的时代”。这种虚伪是那么可恶，它骗不过任何人，但它却有一份极大的好处，就是给那些蠢东西提供说词，要是有人敢对某事发表看法，或者对某事表示嘲笑，他们就会忿忿不平。它的不利之处，是大大地缩小了历史领域。
若是读者有雅兴，允许我作一番介绍，那我就恭敬地说一说另一个堂璜的经历。这在年是可以做到的。这个堂璜名叫弗朗索瓦·桑西。
之所以出现堂璜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世上存在着虚伪。若是在古代，出现堂璜这种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那个时候宗教就是快乐。它鼓励人们寻欢作乐，又怎么会惩处那些一心追求快乐的人呢？只有政府才实行戒律，对危害国家，当然也是危害所有人利益的事予以禁止。不过，对可能危害行动人自身利益的事，它并不禁止。
因此在古代的雅典，任何有钱好色的男人都算得上堂璜。
谁也不会对此表示异议，谁也不会认为，这种生活是无边苦海，节制受苦才是功德。
我不认为，古代雅典堂璜会和现代王朝的堂璜一样，迅速地滑向犯罪的深渊。现代堂璜的很大一部分乐趣，在于与舆论作对，而起初，年少无知的时候，他干这种事，以为只是与虚伪对抗。
在路易十五治下，违犯王法，向一个盖屋顶的工人开枪，把他从屋顶上打下来，这难道不说明，人们生活在君主社会里，有着良好的教养，但也不会把法官放在眼里。无视法官，这难道不是少年堂璜堕落的头一步。
当今之世，女人不再吃香，所以堂璜一类也就少了，即使有，他们开始也只是把对抗同代人信仰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当作荣耀（他们认为这些思想观念毫无道理），追求一些十分自然的快乐而已。只是到了后来，堂璜开始变坏以后，他才觉得与舆论，连他本人也觉得是公正合理的舆论作对是妙不可言的精神享受。
在古代人身上，很难发生这种转变。只是在罗马皇帝治下，尤其是在提比略在卡普里岛大过其奢华荒淫的生活之后，人们才发现一些为了堕落本身，也就是说，为了获得与同代人的舆论作对的乐趣而堕落的浪荡公子。
因此，我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才使堂璜这种魔鬼般的角色成为可能。无疑，基督教向世人宣称，一个可怜的奴隶，一个罗马的斗士，他们灵魂的权利，与恺撒大帝毫无二致。因此，应该感谢它引发了一些细腻的情致。而且，我也不怀疑，这些情致或早或迟在民众中显露。《伊尼特》①就比《伊利亚特》温柔多了。
耶稣的教理其实就是与他同代的阿拉伯哲学家的理论。
继圣·保罗宣讲的原则之后带给世人的唯一新东西，就是教会。它完全脱开了民众，利益也完全相反。
这个教会唯一的使命，就是培养和加深民众的宗教感情。
它拼构出一幅幅幻景，建立起一套套风习，以感化各个阶层的人，从未开化的牧人到昏聩麻木的宫廷老臣的心灵。它善于回忆童年的美好印象，也会抓住小小的时疫和灾祸，借以加深恐惧感和宗教感情，或至少建造一座壮丽的教堂，媲如威尼斯的“永福”教堂。
既有这样的教会存在，便有以下这种奇妙事情产生，圣·雷翁②（ａｉｎｔｌéｏｎ）教皇不用武力，就顶住了野蛮的阿蒂拉及其蛮兵蛮将的进攻，这支蛮军刚刚使中国、波斯和高卢人闻风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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