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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去找玛利亚·伊凡诺夫娜。我告诉她我的打算。她以为在理，立刻同意了。佐林的队伍也同一天开拔，要离开这个小镇。不能耽搁了。我当即跟玛利亚·伊凡诺夫娜告别，把她交给沙威里奇照管，请她带一封给我父母亲的信。玛利亚·伊凡诺夫娜哭了。
“别了！彼得·安德列伊奇！”她低声说，“我们能不能再见面，只有上帝才知道，但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直到死，我心里只有你。”我什么话也答不上来。一群人围着我。我不愿当着他们的面披露我心头的激情。她终于走了。我回到佐林的身边，心情抑郁，不愿说话。佐林想使我快活，我也想散散心，我们热热闹闹，痛饮狂欢地度过了一天，晚上便开拔了。
那时是二月底。给行军作战带来困难的隆冬季节已经过去，我们的将军们准备协同作战。普加乔夫一直还陷在奥伦堡城下。与此同时，我们的队伍却向他集中靠拢，从四面八方逼近叛匪的老巢。暴动的各村庄一见到我们的军队就立刻归顺，各股叛匪望风而逃。这一切预示着战事将很快结束。
不久哥里岑公爵在塔吉谢沃要塞附近击溃了普加乔夫，驱散了他那些乌合之众，解了奥伦堡之围，表面看来，给了叛匪致命的最后一击。这时，佐林奉命清剿巴什基尔叛匪。官军未到，他们早已无影无踪。春水泛滥，将我们困死在一个鞑靼人的小村庄里。小河涨水，道路不能通行。我们无所事事，聊以自宽自解者，估计跟叛匪和野蛮民族的枯燥无聊的战争不久即将结束。
普加乔夫还是没有抓到。他又在西伯利亚工矿区出现了。在那里他又纠集新的匪帮，又开始烧杀抢劫。关于他得胜的消息又传播开来。我们得知，西伯利亚各炮台已被攻破。很快又听到喀山失守，冒充的皇帝向莫斯科进军。那些无所作为的将军们原来幻想可鄙的匪首不堪一击，这时却惊恐不安了。佐林接到命令，要他强渡伏尔加河①。
我这里不来描述行军和战争的终结。只简短提一下，灾难已经到了极限。我们通过被叛匪洗劫一空的村庄，灾民好不容易抢救出来的一点点东西，又不得不被我们抢去。行政机构瘫痪了。地主躲进森林。一股又一股匪帮到处打家劫舍。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官军的首长随心所欲地惩罚和赦免。这遍地烽火的辽阔边区的景象实在是惨不忍睹……但求上帝大发慈悲，别让世人看到这种毫无意义而又残酷无情的俄罗斯式的暴动！
① 此处原有《删节的一章》。这一章是普希金本人删去的，尚保留在手稿中（俄文版原注）。
普加乔夫逃跑，伊凡·伊凡诺维奇·米赫里逊盯住紧紧追逼。不久我们便得知他完全被打垮。终于，佐林收到了冒充的皇帝已被逮捕的通知以及就地驻防的命令。战争结束了。终于我可以回家探望父母了！一想到拥抱他们，一想到又将见到不知她任何信息的玛利亚·伊凡诺夫娜，我真欣喜欲狂。我象个孩子一样高兴得跳将起来。佐林也笑了，耸耸肩膀说：
“不，你要倒霉！一结婚，你就会莫名其妙地毁了！”
然而，心头一种古怪的感情使我的欢乐蒙上一层阴影。一想到那个浑身溅满无辜者的鲜血的强人，现在他自己又将被枭首示众，我不由得心中忐忑：“叶米里扬啊，叶米里扬！”
我痛惜地想，“你为什么不碰在刺刀尖上或被炮弹打死呢？那可是你最好的下场啊！”叫我怎么办？一想到他，我心头便立刻想到他在我一生最困难的时刻援助过我，并且从卑鄙的希瓦卜林手里拯救过我的未婚妻。
佐林给了我假期。再过几天我将沉浸在天伦之乐中间去了，我将再见到我的玛利亚·伊凡诺夫娜……猛然间，迅雷不及掩耳。
我要回家的那一天，正好在我就要起程的那一刻，佐林走进我的小茅屋，手里拿了一纸公文，显出心事重重的神色。我的心好似被捅了一下，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惊恐。他叫勤务兵出去，然后对我说，有件案子牵连到我了。“怎么回事？”我不安地问。“一件不愉快的小事。”他回答，递给我公文，“你读一读，刚才收到的。”我一看：那是发往各地驻军首长的密令，命令无论在何处，应将我立即捉拿归案，解押至喀山，交付普加乔夫专案审查委员会。
公文差点从我手里掉下。“没有办法！”佐林说，“我的职责是服从命令。看起来，你跟普加乔夫友好旅行的事，大概政府已经知道了。我希望，这件案子会撤销，你在委员会里能把自己洗刷干净。别灰心，动身吧！”我良心是干净的，我不怕审问。但是，一想到甜蜜的重聚又要拖延下去，也许要拖好几个月，我感到可怕了。车子已经备好。佐林友好地跟我道别。我被押上车。两个骠骑兵抽出军刀押送，坐在我身边。车子沿着大道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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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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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流言，
海上的波浪。
……俄罗斯谚语
我深信，我的罪过充其量不过是擅自离开奥伦堡。我不难辩白，因为单枪匹马打游击不但从不禁止，反而多方加以鼓励。我可能被指控为轻举妄动，而不是违抗军令。不过，我跟普加乔夫的友好关系可能被许多目击者所证实，至少有重大嫌疑。一路上我专心思考即将对我的审讯，周密推敲我应如何回答，终于决定向法官说明真相，认定这个办法最为单纯，也最为牢靠。
我到了喀山，但见一片瓦砾，满目凄凉。街上房屋倒塌，唯有一堆堆烧焦了的木头，其间矗立着熏得乌黑的、没有屋顶也没有门窗的一堵堵光秃秃的墙壁。这便是普加乔夫的遗迹！我被带进大火后的城中幸存的要塞里。骠骑兵把我交给一个值班的军官。他命令叫来铁匠，给我钉上脚镣，钉得很紧。然后把我关进牢房，那是一个又小又黑的单间，只有光秃秃的四堵墙壁和一扇带有铁阑干的小窗。
开初这种待遇不是好兆头。不过，我倒没有丧失勇气和希望。我采用了凡是悲愤之人聊以自宽自解的办法，平生第一回饱尝了从自己纯洁而又破碎的心灵中宣泄的祈祷的滋味，我心平气和地睡去，毫不介意将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天，牢房看守叫醒了我，向我宣布，今日就要提审我。两个士兵押送我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到了司令办公室，在前堂停下，然后放我一个人进去。
我走进一间相当宽敞的厅堂。桌上堆满文件，桌旁坐了两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将军，神情严肃冷峻，还有一个年轻的近卫军上尉，约莫二十八岁，外表很逗人喜欢，举止随便活泼。窗前另一张桌子边坐着一名书记，耳朵上夹了一管鹅毛笔，正伏在纸上，准备记录我的口供。审讯开始。问了我姓名和军衔。将军问我是不是安德列·彼得洛维奇的儿子。我回答了，他严厉地斥责道：“真可惜！那么一位令人尊敬的人居然有这么一个不肖的儿子！”我平静地回答，不论压在我身上的指控有多重，我自信清白，相信会弄清真相从而洗刷自己。
我的镇定自若使他不高兴了。“年轻人，你倒是伶牙俐齿呀！”他皱起眉头对我说，“不过，我们倒也见识过了。”
这时年轻人问我：何时由于何种机会我为普加乔夫效忠？
接受他什么指令？干过什么勾当？
我忿忿然回答：我是军官和贵族，决不会为普加乔夫效力，也不会接受他任何指令。
“这么说，”我的审判官反问，“为什么唯独你这一位贵族军官被匪首赦免了，而同时，你的同事们却全都惨遭杀害呢？为什么你这个贵族兼军官却偏偏跟叛匪们一道饮酒作乐，接受匪首的礼物、皮大衣、马匹和半个卢布的银币呢？怎么会产生这么稀奇古怪的友谊呢？这种友谊，如若不是因为你变节了，或者，至少因为你是个可耻的软骨头，那么，怎么解释呢？”
近卫军军官的话深深侮辱了我，我激愤地为自己辩护。我叙述了我是怎样在风雪大作的草原上跟普加乔夫认识的；在白山炮台攻陷以后他怎样认出了我并且赦免了我。我说，冒充的皇帝所赠的皮大衣和马匹，不错，我毫无内疚地接受了。但是，我保卫了白山炮台，直到最后的关头。最后，我提出我的将军，他可以证明在奥伦堡被围困时我的忠诚。
严峻的老头伸手从桌上拿过一封拆开的信，然后出声读道：
“大人询问有关准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