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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普宁是个年轻有为的学者，她是条比现在更水亮的美人鱼，性格上却几乎跟现在没什么两样，一九二五年左右，他俩在巴黎相遇。他蓄着稀稀拉拉的茶褐色胡子（眼下要是不刮就会滋出猪鬃似的白胡子碴儿——可怜的普宁，
4可怜患白化病的豪猪啊！），那两撇苦行僧式的唇髭上面长着一个光溜溜的胖鼻子和两只天真的眼睛，活脱儿是个老派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体形上的完美代表。他在绿绿街阿克萨考夫研究所有个小差事，还在格莱赛街索尔？巴格罗夫开设的一家俄文书店里兼差，就以此糊口为生。丽莎？包果列波夫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刚满二十岁，穿着她那件黑色短丝上衣和裁缝作的裙子，显得十分标致，已经在摩顿疗养院工作，院长就是那位卓越而令人生畏的老太太萝赛塔？ 斯通大夫，当今一位最具摧毁性的精神病学家；除此之外，丽莎还写诗——主要是用那种吞吞吐吐的抑抑扬格写；说真的，普宁就是在一些青年流亡诗人举办的文学晚会上头一次跟她相遇的，他们都是在苍白的、没有欢乐的青年时期就离开了俄国，如今朗诵一些怀念故乡的挽诗来敬献给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可比一件糟糕的流行玩具，一样从阁楼里找到的小摆设，一个水晶球更有点意义，那个水晶球只要你一摇晃就会在里面下一阵亮晶晶的小雪，落在硬纸壳做的一棵小枞树和一个小房子上。普宁给她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如今妥善珍藏在一位私人手中——她流着自怜的眼泪看完它，那当儿她刚从一场服毒自杀中被抢救过来，原因是跟一位文人发生了一段相当愚蠢的恋爱，那人现在是——嗯，这儿就不必提他了。她的亲密朋友，五位化验员，都说：“普宁嘛——好好，立刻就会有个娃娃呱呱落地。”
结婚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唯一不同的是，她
4搬进了普宁那个肮脏的公寓。他继续搞他的斯拉夫语研究，她呢，接着干她那种心理剧实验①，和象下卵似的写诗，她的诗篇就跟复活节的彩色蛋似的，弄得到处都是，而且在那些描绘她要生的孩子、她想有的情人，以及圣彼得堡（无非是抄袭安娜？阿赫玛托娃②的作品）的花红柳绿的诗作中，每个抑扬格，每个意象，每个隐喻都早已让其他做诗的家伙用过了。在捧她的人当中有一位银行家是个直爽的艺术赞助人，他在那些流亡在巴黎的俄国人里挑选了一位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佐尔契科？乌兰斯基，请他在“乌果乐克”餐馆吃了一顿备有香槟酒的美宴，叫那个老小子在他专为一份俄文报纸撰写的专栏下一期里好好捧捧丽莎的诗才，佐尔契科就从容不迫地把阿赫玛托娃那顶桂冠戴在丽莎长着栗色鬈发的脑袋上了，丽莎高兴得淌下热泪——简直就跟当选的密执安小姐或者俄勒冈玫瑰皇后一样。不知内情的普宁把那段无耻吹捧的文章剪下来，折叠好夹在自己那本正正经经的笔记本里，时常拿出来天真地念几段给这位或那位感兴趣的朋友听，一直到后来那张剪报都给揉得又皱又脏才作罢。他对那些更严重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里有一天，他把那篇残缺不全的评论文章贴在一本剪贴簿子里的时候，丽莎忽然从默顿打来电话① 心理剧实验是一种根据精神病人生活中实际问题编成的即兴剧，由本人和有关人物参加演剧，从而使病人的精神得到发泄治疗。
② 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苏联象征派女诗人，从 1912年起开始在彼得堡发表诗作，早期的“室内诗”仿效者甚多。
4说她将跟一个了解她的“有机的自我”的男人到蒙彼利埃去，那人是埃里克？温德大夫，因此她不再回到铁莫菲身边来了。一个不认识的红头发法国女人前来把丽莎的东西取走了，还对他说，这下可好啦，你这个地窖里的耗子，往后不会再有任何可怜的妞儿taper dessus①啦——一两个月过后，温德寄来一封略表同情和歉意的德语信，向lieber herr pnin②保证：他，温德大夫，渴望同“那个走出你的生活圈子而进入我的生活圈子的女人”结婚。普宁当然会同意跟她离婚，就跟会奉献给她他的生命一样甘心情愿，同时还奉献上一些剪下来的花枝，搭配着一点绿叶，还干脆利落地包扎好，就象在阴雨连绵使镜子发灰变绿的复活节期间泥土味儿很浓的花店里那样做一样。但是，温德大夫原来在南美已经有个老婆，她为人居心厄测，护照也是假的，在她自己的某些计划尚无眉目之前，不愿受到干扰。这期间，新世界也正在召唤普宁，他的一位好朋友康斯坦丁？沙多教授愿意从纽约向他提供一切移居美国的帮助。普宁把他的计划通知了温德大夫，还给丽莎寄去流亡者办的一种杂志的最近一期，因为第二○二页上提到了她的大名。凡是持有欧洲官僚主义老爷发给（俄国流亡者类似假释证那样的）“南森”护照③的人，在申请离境时必然要遇到那帮老爷① 法语：踩你。
② 德语：亲爱的普宁先生。
③ “南森”护照是国际联盟（1920－1946）发给无国籍人士的护照。弗里德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是挪威探险家和政治家。
4设置的种种障碍，就象得通过一个阴森森的地狱一般（这倒使苏联官方大为高兴），普宁已经走通那个地狱一半，忽然在一九四○年四月一个潮阴阴的日子里，他的大门铃声大作，丽莎拖着疲惫的脚步，挺着一个小橱柜似的七个月身孕的大肚子，走了进来，累得直喘气，她一边摘掉帽子，踢掉鞋子，一边声称全都铸成大错，从今以后她仍旧是普宁的忠实而合法的老婆，无论他到哪儿去——即使飘洋过海，她也准备追随他到底。那一阵子，大概是普宁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啦——一种持久的沉重而痛苦的幸福激情——于是他就加快步伐办理签证，准备行装，一位又聋又哑的大夫给他进行体格检查，用一个装装样儿的听诊器放在普宁好几件衣服上面听听他那跳得很不匀称的心脏，那个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的好心肠的俄国太太（我的一个亲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再加上到波尔多去的一段旅程，搭上那艘又漂亮又干净的远洋轮船——这一切都带有丰富的神话色彩。他不仅准备等孩子一生下来就作为自己的孩子，而且确实一心一意地巴望那样做，丽莎带着满意、不知怎的又有点象母牛那样的表情听他讲解今后对孩子的教育计划，因为他好象当真已经听见婴儿哇哇的哭声和不久就会说出来的头一句话。她素来爱吃糖衣杏仁，现在她可消耗掉惊人的数量（从巴黎到波尔多，一路上吃了两磅），苦行僧式的普宁，晃晃脑袋，耸耸肩膀，喜悦而敬畏地瞧着她狼吞虎咽地贪吃；那些dragées①丝一样滑溜的外衣，同她那绷得挺紧的皮肤、她① 法语：糖衣杏仁。
的肤色和她那没有隙缝的牙齿永远印在他的脑子里了。
叫人多少有点失望的是，她一上船，朝滔滔大海瞥了一眼，说声“nu，eto izvinite（没事可干），”就立刻隐退到船舱里去了，在横跨大西洋那段行程中，她绝大部分时间都平躺在床上；同一卧舱里还有三位说话简洁的波兰人的三位碎嘴子的老婆，那三个波兰人——一名摔交员，一个花匠，一位理发师——又是普宁那间卧舱里的伙伴。第三天夜里，丽莎早已睡下，普宁独自闲坐在休息室里，这当儿一位前法兰克福报纸编辑——一个身穿套头高领毛衣和灯笼裤、囊眼泡、神情忧郁的长者，建议跟他下盘棋，他愉快地接受了。
两人都不是下棋的好手，可又喜欢算得不准就大胆弃子，急赤白脸地想赢得胜利；对局时又被普宁那一嘴怪腔怪调的德语搞得挺活跃（“wenn sie so，dann ich so，and pferd fliegt”
①）。没多久就凑过来另外一位旅客，说声entschul… digen sie②，他可以一旁观战吗？接着就在他们身旁坐下。
他长着一头剪短的红头发和两道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