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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以为可以节省十二分钟，哪晓得现在却白白损失了差不多整整两个钟头，”普宁痛苦地说。他嗽嗽喉咙，没理睬善良的灰发老头儿那句安慰他的话（“你会赶得上的。”），连忙取下那副看书用的眼镜，把他那个石头一般重
1的旅行包整理好，走进车厢末端的通廊里，好在那儿等待车外那叫人无法分辨的葱翠景致匆匆掠过，而他脑子里记牢的那个车站来到眼前。
惠特彻奇按时出现了。阳光普照着一片又热又呆板的水泥地，火车在这月台上映出轮廓鲜明的几何图形的黑影。
十月里，当地气候却热得跟夏天一样，真叫人难以相信。普宁小心翼翼地走进一间凑凑合合的候车室，屋子当中有个多余的火炉，他向四下里扫了一眼。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有个出汗的小伙子正坐在宽大的木柜台后面填表格，露出了上半截身子。
“请问，”普宁说，“四点钟去克莱蒙纳那班公共汽车停在哪儿呐？”
“就在马路对面，”那位雇员连头都没抬，轻快地答道。
“哪儿能暂存一下旅行包？”
“就是这个包吗？交给我吧。”
小伙子带着那种一向使普宁感到为难的、不大讲究正规手续的民族性格，把那个旅行包胡乱塞进他那个隐蔽的旮旯里。
“收据呢？”普宁问道，把“kvitantsiya”
①这个俄语词 ① 俄语：收据。
1汇英语化了。
“什么？”
“号码？”普宁又试问道。
“用不着号码，”那个家伙说，继续写他的字。
普宁离开车站，既然知道公共汽车在哪儿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走进一家咖啡馆。他吃完一份火腿三明治，再要一份，也把它吃得精光。整三点五十五分，普宁付完饭钱，顺手还从柜台旁边一个干净的松果型的小杯子里仔细挑了一根免费的牙签，就回车站去取他的旅行包。
这时换了另一个人在值班。先前那位被叫回家去了，需要赶紧送老婆进产科医院。过几分钟他就会回来的。
“可我得取我的旅行包啊！”普宁喊道。
那位替班的感到抱歉，却爱莫能助。
“就在那儿呐！”普宁一边趴在柜台上用手指着，一边喊道。
太倒霉啦。他还在指着，却发现自己要错了包。他的食指晃来晃去。这种犹豫不决的样儿真要命。
“去克莱蒙纳的汽车就要开啦！”普宁喊道。
“八点钟还有一班，”那人说。
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怎么办呢？糟糕的处境！他朝街头望去。公共汽车刚刚到站。这次邀请意味着五十元额外收入咧。他的手晃到了右边。包就在那儿呐！slava bogu①① 系俄语。
1（感谢上苍）！得啦！他索性不穿他那套黑礼服了——vot i vsyo①（就这样呗）。干脆回来时再取它。他这一辈子已经不知道丢失过、撂过、扔过多少更有价值的东西了。于是，普宁精神抖擞地，几乎是轻松愉快地登上那辆公共汽车。
他踏上这段新的旅程，刚刚路过这个城镇的几条马路，脑子里忽然闪现一个叫他担心的念头。他跟旅行包分手之后，左食指尖和右肘弯的内侧就一直交替检查上衣内兜里那件宝贵的东西在不在。他猛地把它抽出来。哎呀，原来是贝蒂那篇论文。
普宁发出一声他认为足以表达国际公认的焦急和恳求的惊叫声，从座位上东倒西歪地站起来。他摇摇晃晃地走到车门口，司机用一只手厌烦地从银柜里挤出一把硬币，把车票钱还他，然后刹住车。可怜的普宁落脚在一个陌生的城镇中心。
他的身子骨儿并不象他挺胸凸肚所显示的那样强壮，一种由于失望而带来的疲劳，象一股浪潮那样把他头重脚轻的身体淹没了，把他同现实隔离了，这种感觉在他并不新鲜。他发现自己呆在一个严肃而阴沉的公园里，绿油油，紫糊糊，湿漉漉的，里面偏重种些忧郁的杜鹃花、光溜的月桂花、树荫很大的树，还有修剪得很短的草坪，汽车司机方才简短地提醒他穿过那条栗树和栎树夹道的小巷，就能回到火车站去，他刚一转进小巷，那种怪异的感觉，那种同现实① 系俄语。
1隔离的激动，突然把他彻底整垮了。是不是方才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泡菜和火腿？是不是犯了他的几位大夫至今都没给他检查出来的一种怪病？我的朋友纳闷，我也纳闷。
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注意到生活当中一大特点就是离散状态。除非一层薄薄的肉裹住我们，否则我们就会死亡。人只有摆脱他周围的环境才真正存在。头盖骨跟宇宙航空员那顶头盔一样。呆在里面，否则你就会自取灭亡。
死亡犹如一种剥夺，死亡犹如一种参预。人和自然景致打成一片，好倒是好，可是那样一来，微妙的自我便消失殆尽。
可怜的普宁体验到的那种感觉有点象那种剥夺，象那种参预。他感到虚弱无力。他浑身出汗。他惊恐万分。月桂花丛中有一条石板凳救了他，使他没有瘫倒在人行道上。他别是心脏病发作了？我不信会是，因为眼下我是他的大夫，让我再说一遍，我不信会是。我这位病人是那种不幸的怪物，他们怀着惴惴不安的恐惧、神经质的反感和病态的憎恶看待他们的心脏（按照普宁遗弃的旅行包里面装着的那本《韦伯斯特新学院辞典》所下的令人厌恶的定义，心脏是“一个空洞的肌肉器官”），唉，仿佛心脏是人不得不赖以为生的某种健壮、粘糊糊、不可触摸的怪物。有时候，医生对普宁那种忐忑乱跳的脉搏感到纳闷，便彻底给他检查一遍，心电图标出来的荒唐无稽的山脉图形，说明他犯了十来种互相排斥的致命病症。他害怕摸自己的手腕子。他从来没敢尝试朝左面睡觉，失眠人夜里往往两面都试过，依然睡不着，
1真巴不得再有个第三面，即使在这样忧郁的时刻，普宁也还是从不敢朝左面睡。
眼下，在惠特彻奇公园里，普宁觉得自己已经在一九二○年七月四日、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八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他的生辰日）、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对这种难受劲儿先后体验过多次了，这种呆在他身内的讨厌的自动玩意儿发展得很有自觉性咧，过一阵子就要发作一次，不仅十分活跃，而且折磨他，叫他惊恐不安。他把可怜的秃脑瓜子顶在长凳石靠背上，忆起以往一次次类似的不安和失望的情景。这回莫非是肺炎？前两天，一个刮风的夜晚，他参加一次丰盛的美国式酒会，主人敬过第二巡酒之后，他便感到寒气刺骨。接着普宁突然觉得自己滑回到童年时代去了（别是要死啦？）。想起来的种种细节他觉得都很清楚，据说这种感觉是快淹死的人，尤其是以往俄国海军里快没顶的人，所享有的一种戏剧性特权——一种窒息现象，有一位老资格心理分析学家，名字我给忘了，把这种现象说成就象是人在受洗礼时下意识引起的休克，这种休克使那些介于首次和末次浸礼之间的往事一下子都迸发出来，让人统统想起来了。这一切只发生在一刹那之间，可没法用几句话来描述。
铁莫菲？普宁出生在彼得堡一个相当富有的体面家庭里。父亲巴威尔？普宁是一位颇有声望的眼科专家，荣幸地给列夫？托尔斯泰治过结膜炎。铁莫菲的母亲是个瘦弱、神经质的女人，纤细的蜂腰，头发鬈曲成串，她是那位一
1度很出名的革命家乌莫夫（恰与“武儿飞”同韵）和一位来自里加①的德国女郎所生的女儿。普宁在半昏迷状态中看到母亲的眼睛渐渐挨近过来。这是仲冬的一个星期天。那当儿，他十一岁，上第一中学，一直在温习星期一的功课，忽然感到浑身奇冷。母亲连忙给他试试体温，目瞪口呆地瞧着孩子，马上把丈夫的好朋友——儿科大夫别劳什金请来。
他是个小个子，长着鼓出来的浓眉，蓄着短胡子和短头发。
他把礼服下摆摆舒坦了，坐在铁莫菲的床沿上。大夫那只胖金表和铁莫菲的脉搏便开始一场竞跑（后者轻而易举获得了胜利），接着，铁莫菲给扒光了衣服，别劳什金把他那冰凉的耳朵和砂纸般的腮帮子贴在他的身上。那只耳朵就象听诊器的平底那样在铁莫菲的背上和胸脯上移来移去，粘牢在这块或那块皮肤上，接着又嗵地移到另一块上面去。
大夫刚走，铁莫菲的母亲和一个嘴里叼着安全别针的、体格健壮的保姆就把这个可怜的小病人紧紧裹起来。这套象给犯人或疯子穿的约束衣包括一层浸湿的麻布，一层更厚的脱脂棉和一层紧紧的绒布，此外还有一层魔鬼般的油布——呈发烧时的尿色——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