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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一模一样：在哈尔科夫①或喀山②当个教授，拥有一所跟这一样的郊区房子，房间里全是古书，屋外盛开晚花。说得具体些，那是一所两层楼的、樱桃色的砖房，白色百叶窗，木瓦屋顶。房子前面那一小块绿茸茸的草地展延大约五十俄尺，房后由一个长满青苔、陡直的峭壁为界，峭壁顶上长着茶褐色杂草。一条粗糙的汽车道沿着房子南侧通向一小间粉刷过的汽车房，里面停放着普宁私有的一辆穷人用的破汽车。汽车房门上端不知什么缘故悬挂着一个篮子似的怪网兜儿，又有点象弹子球台那挺美的网兜儿——可又缺个篮底——在白墙上映出一个比原型大而颜色更蓝的阴影，网眼清晰无比。汽车房和峭壁之间那块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常有野鸡光顾。沿着房子一面墙滋生着发蔫的丁香花——俄国式花园的风采，我这位可怜的普宁殷切渴望着绚丽的春季景色，甜甜蜜蜜，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还有一棵高大的落叶树，普宁这位分辨得出白桦、菩提、杨柳、山杨、白杨、栎树的人却一直闹不清那是一棵什么树，它那铁锈色的桃形叶子在秋高气爽的小阳春时分给门廊前的木头台阶遮着荫凉。
地下室有个模样歪斜的燃油炉子，尽力通过楼层夹板里的管道把微弱的暖气输送上去。厨房看上去倒还卫生而舒适，普宁跟各式各样的炊具打交道，壶啦、锅啦、烤面包的小炉啦、长柄平底煎锅啦，感到其乐无穷，这些家什都是租这所房子随带而来的。起居室里稀少而寒伧地摆着几件家具，可是墙上有个挺引人注目的凹壁，里面放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俄国的版图涂的是淡蓝色，整个波兰是块褪了色的或者可以说是蹭掉了的印子。在普宁打算给他的客人安排一次自助冷餐的很小的饭厅里，餐具柜上有一对带坠子的刻花水晶玻璃烛台，清晨反射出漂亮的彩色虹光，使我们多愁善感的朋友想起俄国乡村别墅阳台上闪烁着橙、绿、紫色阳光的彩色玻璃窗扉。那个放瓷器的柜子，每次他从旁走过，就喀啷喀啷地响，也跟从前那些昏暗的后室里的情况有点相似。楼上有两间卧室，过去有许多孩子和伴随的大人住过。地面被铁皮玩具划出许多道子。普宁从他决定做卧室那间屋子的墙上摘下一块三角形的红色硬纸板，那上面用白粉乱涂了一个莫测高深的字：“红衣主教们”；但是房间旮旯里还保留了一把给三岁大的普宁坐的涂粉红漆的小摇椅。那条通往澡房的过道里挤着一台不堪使用的缝纫机，澡房里那个又短又小的澡盆是巨人国家专为矮子设计的，放满水的时间跟俄国学校算术课本里的水槽和水盆放满水所需要的时间一般久。
他现在准备举行那个宴会了。起居室里有一张可以坐三个人的沙发，两把高背椅子，一把垫得又软又厚的安乐椅，一把带蒲席的椅子，一个膝垫和两把脚凳。他察看一遍那一小张客人的名单，突然古怪地感到不满意。宴会倒是有其格局，但是缺少特色。当然，他特别喜欢克莱门茨夫妇（品质高尚的一对——跟校内其他大多数笨蛋迥异），他当初做他们的房客时，跟他们有过多么欢快的交谈啊；他当然万分感激海尔曼？哈根多次提拔他，譬如说最近哈根还设法提了他的工资。哈根夫人，按温代尔校园里的话来说，当然是“一位可爱的人儿”；当然喽，赛耶夫人一向在图书馆里很帮忙，她的丈夫要是严格避免对天气发议论的话，就有一种起镇定人心作用的本领，表现出一个人能够保持安静到什么程度。但是把这一伙人凑到一块儿，却没有一丁点儿特色，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普宁又想起自己童年过的那些生日宴会——不知什么缘故，总是那六、七个孩子，夹脚的鞋啦，太阳穴疼啦，等到所有的游戏都玩过之后，一个死皮赖脸的表兄便开始用好好的新玩具搞出些庸俗无聊的名堂，他就会感到心里不舒坦，烦闷无聊；他还记得有一次他们玩捉迷藏，玩得时间挺久，他在女仆房间里一个又黑又闷的衣柜里藏了一个小时，不舒服极了，等钻出来时却发现伙伴们早就回家了，只剩下自己耳朵里还在嗡嗡响。
他到温代尔村和埃苏拉之间那家有名的杂货店买东西，碰见了贝蒂？勃里斯，便也邀请她来参加宴会；她说她还记得屠格涅夫那首蔷薇花散文诗，迭句是“kak horoshi，kak svezhi①（多么美，多么新鲜）”，她当然非常乐意来。他又邀请著名的数学家曼德尔森教授和他的老婆——一位雕塑家，他俩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可是后来又打来电话表示十二万分的抱歉——他们忘记那天已有约会。他还邀请米勒小伙子，眼下已经是位副教授，和他那个满脸雀斑的漂亮妻子夏洛蒂，可结果她因为快生孩子了，两人都没法前来。他还请了弗里兹楼校役头凯洛尔老头儿和他的儿子佛兰克，佛兰克是我的朋友唯一有天赋的学生，曾经给他写过一篇杰出的博士论文，探讨俄文、英文和德文抑扬格之间的关系，可是佛兰克目前正在军队里服役；凯洛尔老头儿坦率地说，“我的老婆子和我不常同教授们混到一块儿。”他打电话到波尔院长家，他有一次在游园会上同院长谈过一次话（关于改进学院课程的事），一直谈到天下雨为止，因此他请院长务必光临，可是他的侄女答道她伯父现在“除了去少数几个知交朋友家之外，不拜访任何人了”。他正打算放弃再增添什么客人来活跃宴会气氛时，忽然想出一个十分新颖而确实很妙的主意来。
我和普宁对一桩挺烦人的、却难得讨论的事早就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您无论在哪一家学府的教员队伍里，都不仅可以找到一个人长得特别象您的牙医师或者当地邮政局局长，而且还可以找到一个人在他的本行里另有一位跟他犹如双胞胎似的人。说真的，我知道在一所相当小的学院里出现过一起类似三胞胎的例子，据那位眼光敏锐的校长佛兰克？里德说，那三驾马车的中心人物，说也荒唐，竟是鄙人；我还记得已故的奥尔嘉？克劳特基有一次对我说，就在她这位半个肺的可怜女士不得不教忘川语和葫芦巴语①的一家战时的语言专科学校里，仅在五十来个教员当中，除了这位真的、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宝贝普宁之外，竟另外还有六位普宁。因此，甚至连普宁这位在日常生活中马马虎虎的人（在温代尔任教的第九个年头）也不由得注意到一个瘦高挑、戴眼镜的老头儿，几缕学究式青灰色头发耷拉在他那皱紧的小眉毛右边，尖鼻子两旁各有一道深沟一直通到他那长长的上嘴唇两角——这人普宁知道是鸟类学系主任托马斯？维恩教授，有一次在宴会上还跟他谈起过欢快的金莺、忧郁的布谷鸟和其他俄国乡间的鸟儿——却并不一定是维恩教授，这一点也无须乎大惊小怪。有几次，他好象把别人错当维恩教授了。普宁叫不上那人的名字，可他却带着外国人爱说双关语那种雅兴，把那人归为“特维恩”照普宁的念法“特温”）一类。我们这位朋友和同胞很快就领悟到自己没法闹清楚他每隔一天都在校园几处地点，办公室和教室之间啦，教室和楼梯之间啦，饮水喷泉和厕所之间啦，遇到的那位猫头鹰脸、步履飞快的绅士，究竟是那位他觉得应当打个招呼的、有一面之交的鸟类学家呢，还是另外那位长得很象维恩的陌生人；那人象任何有一面之交的人那样，对普宁淡淡的招呼也会由于礼貌上的习惯而略微点点头。这种碰头的时间仅是一刹那，因为普宁和维恩（或是特维恩）都走得挺快：有时普宁为了回避交换一声这种温文尔雅的吠叫，就会假装一面急走一面看一封信，或者想法闪开这位匆匆迎面而来的同事兼折磨者，就会突然转向楼梯口，下到底下一层楼的通道里继续朝前走；可是他刚对自己这种机灵的作法沾沾自喜，有一天在他故伎重演时，却在底下一层楼的通道里差点儿跟噔噔走过来的特温（或是温）撞个满怀。新的秋季学期（普宁任教的第十个年头）开始后，他的上课时间有了改变，这种厌烦的情况更为加剧了，他为了尽量回避维恩和他的相似者，原来学会依靠的某些办法也只好放弃。看来他不得不永远容忍这种情况了。回想以往某些类似的情况——那种只有他看得出来的令人困惑的相似，烦恼的普宁心想要求别人来帮助解答这一双托？维恩之谜，也没有多大用途。
就在请客那一天，他在弗里兹楼饭厅里快要吃完很迟的午餐，维恩或者那位跟他非常相似的人突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