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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伯绕着农舍转了一圈，总算找到那个女人。她的身体肥硕得很，一双结实的大手现出挺粗的青筋。雷伯告诉她，他叫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从维也纳来，是律师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儿子。那女人听了，一点反应也没有。她那形似刮勺的粗壮手指，不停地碾去包谷的硬皮，把籽粒倒入一口煮汤用的锅，锅里已经盛着水、几只土豆和萝卜。雷伯站在她面前，只见她半秃的头顶上稀稀拉拉几缕灰黄色残发给汗水粘在一起。
“你曾经在我父亲的住宅帮过佣，”雷伯说：“我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她却反问雷伯为什么偏偏来找她。雷伯解释道，是波希米亚公署后面一条街上的一个木材商让他找到这儿来的。她听了这话，心里琢磨着，直到碾完两个包谷穗头，把锅捧起来——不让雷伯插手帮忙——端进屋去，架到炉火上，然后方始说：
“我从来没有给一个姓克立妈罗德的先生帮过佣。”
“但q是你在他的住宅里干过活，在一九四一年九月。”
她这才第一次正眼看着雷伯。
“你是为那几个小鬼来的，对吗？”
“不。”
“你一定是为他们来的。那个娼妇又在抱怨了。她在维也纳到处和美国人鬼混，把这些小鬼寄养在我这儿，给我的钱却少得可怜，还要我把他们当龙子凤孙伺候。”
这时可以听到一阵赤脚走路的轻微声响。雷伯转过身去。那三个小男孩刚好出现在门口。其中一个的颧骨上有一块青紫，三个孩子的腿上个个都有鞭痕。
“我也是为他们来的，”雷伯说，“她要我来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现在，请你行行好，回答我的问题吧。”
她先是垂下眼帘，带着怨气说：“我实在很想往汤里放几片咸肉。”
“我正要你这样做，”雷伯说，他的双限仍盯着她瞧。
他开始提问题。一九四一年九月，是谁启用她在克立姆罗德的住宅当管家？她回答说，是一个名叫埃泼克的人。“这个埃泼克是这幢房子的主人吗？”“不是。”“那么，埃拨克的上司是谁？埃泼克听谁的命令？”她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了。雷伯微笑着摇摇头。“好象叫特……特……特……”她说，她确实记不起来——至久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她却记得那人的模样。他是头头。
“他个子很高，人很漂亮，长着一头金发。”
“他穿制服吗？”
“穿党卫军制服，”那女人说，“他至少是个将军，他不常来。”
“一九四一年九月，这幢房子里是否还有过去在那儿干过很长时间的仆人？多年的老佣人？比如说，一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当时还在不在？”
“在。”
“如今安东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死了，”她说，“就在那年的圣诞节前，他被军用卡车压死了。”
过去的仆人中再也没有别入留下吗？
没有别人了。她是和另外四个佣人同时受雇的。
“雇用她的是埃泼克吗？”
“是的。”
她从屋梁的挂钩上取下一块咸肉，切了一片，犹豫片刻之后，又切了一片。
“请再切一片吧，”雷伯说，“让每个孩子都吃上一片咸肉。我看，还可以让他们多吃三四只土豆。”
“你头一次走进克立姆罗德的住宅那天，屋里的家具是怎样陈设的？”
她没有听懂雷伯的问题。“家具？当然有的，”她诧异地回答。
“请加几只土豆，”雷伯说，“别挑太小的。”
“你是否记得那里有好多书，成千上万的书？”“对，记得的。”“那么，还有画呢？”“是的，那里有很多很多画，如果你管他们叫做画的话；还有挂在墙上的毛织品；对，叫壁毯。还有不少雕像。”
雷伯挪动了一下位置。刚才步行走完的最后一段路程已经耗尽了他仅剩的精力。他深怕自己脸上露出精疲力尽的神色，会削弱他和埃玛·多宁打交道的地位。他走到光线较暗的地方。举起双手抓住那根挂咸肉的屋梁，使自己显得高一点。
“在那间全部是书的藏书室里，有一座小电梯，你还记得吗？”
她刚削好土豆。她的一只肉墩墩的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子，大拇指紧贴在刀尖上，这时停下来，她皱起眉头，在记忆中搜索。
“一个象送莱的升降机那样的东西吗？它是藏在一块上面有图画的木板背后的，对吗？”
这“木板”其实就是壁龛的嵌板。“对，”雷伯说。
她记得。有一次，她还偶然打开过那座笼子。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提起过这台机器，所以那次发现吓了她一大跳。
“这是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
“一九四一年的圣诞节？”
“对。”
“确切地说，那是在几月份？
“十二月以前。”
“十一月，还是十月？”
“十一月。”
原来那是她受雇以后才几个星期的事。雷伯的手指把屋粱抓得更紧了。
“你看见电梯里有什么东西吗？”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一把轮椅。”
这时，如果她扭头看雷伯一眼，就会发现他是多么虚弱，多么可怜，多么绝望。然而，她正忙着使锅子底下的余烬复燃，再添加柴火。雷伯走出屋子。
过了一会儿，雷伯把孩子们叫去。孩子们温顺地走到他跟前。雷伯在水槽前给他们脱去衣服。槽内有一股清水的细流，是用一条空心树干组成的管道引来的。雷伯一个个依次给他们洗澡。
“请你给我一块肥皂，好吗？”
“你还要什么？”她哼了一声，那腔调说明她正在镇定下来。
雷伯尽其所能为孩子们洗净伤口，帮他们穿好衣服。然后他转身对那个女人说，
“你什么时候辞掉工作，离开维也纳的？”
“二月份，在月底。”
“你离开的时候，家具、书和画还都在吗？”
她说，在她离去的前夕，这些东西都让人给搬走了。那天晚上，三辆由党卫军驾驶的军用卡车开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搬空。至少几乎搬空。第二天，维也纳的旧货商们又来，把余下的东西也带走了。除了一张桌子，因为太重太大无法从门口抬出去，才留了下来。
“埃泼克当时在场吗？”
“他是管这事的。”
“请你把他的模样说给我听听。”
她描述了一番。这个埃泼克很可能是那天雷伯去过瓦格纳的书店以后，紧接着赶到那里的三个人中的一个。
“还有你称他为“头头”的那一个呢？就是那个身材很高、很漂亮的人——他也在场？”
“那天晚上，他是坐一辆带旗子的轿车来的。他对埃泼克说，把这个拿走，把那个带去，并且吩咐埃泼克付清我们的工资，把我们打发走。”
“现在埃泼克在哪里？”
那女人耸耸肩，眼睛里露出一种可恶的嘲讽神色。她堵在门口，雷伯简直不得不把她推开，才重新走进屋里。又举起双臂，伸出长长的手指，握着房梁。
“你不过是个毛孩子，”她说，“我怕你什么？”
雷伯笑了。“你当然怕我，”他轻声柔气地说，“看看我的脸，再看看我的眼睛，你就会知道你非常怕我。你也应该怕我。”他垂下一只手，手里拿着被他拔下的那只钩子。“埃玛·多宁，我还会回来的。少则一星期，多则两个月。我一定回来，我要仔细检查孩子们的身体。如果再让我发现一道鞭痕，我非割破你的喉咙，砍掉你的双手不可。先砍双手，再割喉咙……你跟那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说过话吗？就是那个被军用卡车压死的。”
她用恐惧的目光看看那只钩子，也许用更加恐惧的目光瞧着雷伯伸到她面前的那只大手，点了点头。
“我们不常说话。他的话很少。”
“这我知道，”雷伯说。“但也许他对你或者别的新佣人说起过关于我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的事儿。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三个小男孩还是那样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悄悄坐下，三张脸把视线从钩子移到那女人惊慌的脸上，对于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显示出一丁点儿兴趣。跟前这三个小男孩，他们的神态，他们的沉默，他们严肃的蓝色大眼睛，在这座森林环抱的农家屋内，令人联想起那些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