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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他是不是政客，都是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而不当民国的官，不要民国的钱，却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拿了60万的“建国功劳金”（驹井所说的关东军的“机密费”），不惜借助侵略者之手实现复辟梦的人，又能算是一种什么东西？
“要啥给啥”
南次郎话毕10天后，张景惠取代郑孝胥，出任伪国务院总理，直至“满洲国”垮台。
张景惠，1872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年轻时卖过豆腐。这个中等个头，没有文化，好像只有一身蛮力的“豆腐匠”，精明圆滑，能说会道，三教九流什么人都交，跟胡子头、有钱大户也能称兄道弟，什么名分没有，却颇是个人物。这种人物一旦有机会，就会成精。
日俄战争，胡子蜂起，各地自筹饷械编练保甲维持治安，八里台编集保甲百余人，张景惠为甲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挂“长”。当时新民、台安两县势力最大的胡子，是杜天义、张作霖两股。县知府条陈盛京将军，准许收降一股，剿灭一股。张景惠与杜天义是干兄弟，与张作霖是把兄弟，居中勾结张作霖投降，又只身到杜天义的队伍中为内应，将其打垮。张作霖投降后任管带，张景惠为帮带，自此成为东北军的元老级人物，团旅师一路长上去。“九一八”事变时，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
事变第二天，板垣即到沈阳西关的张景惠家里，请他出山，许诺拥他为东北的最高首领。张景惠说我无兵无械无钱，能帮你什么？板垣当即允诺供给步枪3000支、金票30万元，用作招兵买马，并用专车送张景惠及武器回哈尔滨。日军占领哈尔滨，他即带头欢迎。之后在关东军操纵下，又由他促成了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巨头会议。“满洲国”成立后，任伪参议府议长，仍保留其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之职。马占山重新举义抗战，他又接替马占山任伪军政部总长。
溥仪能把戏演得让天皇的母亲流下眼泪，张景惠的本事是使与他打过交道的日本人，都觉得他老实、忠厚，可以信赖。
看过《我的前半生》的人都知道，中国人，日本人，溥仪好像一个也没交下。张景惠正好相反，许多各种各样的人都为他说话，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是“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大桥告诉他：郑孝胥的舆论很不好，可能得下来。以阁下之功之德，很有希望继任总理大臣。
老谋深算的“豆腐匠”，什么看得不明白？做梦都在想，却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道：我是个粗人，哪敢想这个呀？不过嘛，要是能有像阁下这样理解我们满洲人的人当总务厅长，我也敢仗着胆试试的。
这总务厅长才是真正的总理大臣，哪个日本人不想干呀？于是，大桥有机会就为张景惠鼓吹，特别是向关东军方面宣传，说张景惠如何忠厚，有度量，能容人，是难得的宰相之才。
5月下旬，南次郎召见张景惠，说明意思，张景惠一脸惊异状：我是个粗人，不识字，当个参议府议长和军政部大臣已经很勉强了，怎么能胜任总理呀？
关东军参谋花谷正，是“满洲国”这个怪胎的助产士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所考虑的独立政权之首脑条件是：（1）为三千万民众所敬仰，出身世家而有德望的人；（2）满洲人；（3）不会跟张作霖或蒋介石合并的人；（4）肯跟日本人合作的人。而从这些条件来衡量，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是溥仪。”
作为东北军的元老，又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其实正是张景惠不会跟张学良或蒋介石合作的理由。张作霖被炸死后，他是极力反对张学良子继父业、执掌东北大权的人之一，张学良就把他弄去南京，干了个闲差。而且，如今“建国”已经三年多了，即便没有郑孝胥、熙洽的教训，他也会干得比郑孝胥更令主子满意的。
“日满一德一心”、“全力支持亲邦圣战”是溥仪的口头禅。而张景惠的卖国求荣的妙诀则是“要啥给啥”，即日人要啥，他就给啥。
“国务院”每周一次的“国务会议”，只是形式上的内阁会议。真正的是由总务厅长主持，各部次长参加的“火曜会”（日本将周日至周六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来表示，周二即为“火曜日”），然后再由“总理大臣”主持“国务会议”。自张景惠升任“满洲国”第二号汉奸后，“火曜会”提交的议案、决策，几乎都是原封不动地举手通过。
每天上午10点上班，张景惠的工作，就是抄写《金刚经》。有文件需要批阅，溥仪就是个“可”，从未写过“不可”。张景惠文化不行，看不懂，也不看，就盖个章了事，人称“盖章总理”。
从南次郎到植田谦吉、梅津美次郎、山田乙三，历任关东军司令官对张景惠的印象都非常好。而在此十年间，关东军为了便于操纵，对身居要职的汉奸频频调动，有人被调动达六次，唯独张景惠安如磐石，人称“铁杆总理”。
1937年9月，张景惠访问日本，见到近卫文麿首相。谈到七七事变后的侵华战争，近卫表示忧虑，张景惠即道：解决整个中国问题，我看可以先把华北拿下来，树立一个新政权，或者跟我们“满洲国”并为一体。因为华北对于日满是太重要了，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分治时代，这是首相阁下所深知的。
近卫面露喜色，问道：以阁下所言，先来一个华北政权，谁做首领比较合适呢？
张景惠略加思索，道：我看先找出吴佩孚过过渡，不然拉出张作相也行，待条件成熟后再由“满洲国”皇帝兼领。
张景惠走后，近卫对其左右说：这个人不错，大事不糊涂。
“九一八”事变之初，本庄繁和土肥原在给裕仁天皇的电报中，是这样评述张景惠的：“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这与花谷正所言选中溥仪的4条，是相辅相成的，即用谁首先得听话、合作，是个奴才。不过，本庄繁和土肥原的这番评述也先入为主，使日本朝野认为这是个粗俗昏庸的家伙。这回受到近卫夸赞，一些要人就想看看这位以老实、忠厚闻名的伪满总理大臣，是如何得“大事不糊涂”。结果发现过去真是误读了，这人不光是个奴才，还是个人才。
且看他的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写的《回忆张景惠》中的一个自然段：
全国省长会议，每年在总理官邸召开1—2次。当着战争的长期持续，就势必引起消费物资匮乏的事态，市民怨声载道，日甚一日。正当此时（1943年秋——笔者），在省长会议席上，某省长执拗地大鸣不平，与事务部门纠缠喋喋不休，反复论战。此时，迄未发言，一直默默静坐的张景惠，陡然起立，以震撼整个会议大厅的大声呵斥说，“肚子饿了，要系紧裤腰带，盟邦现在是赌着国运进行殊死的酣战中，胜了满洲国当然也会分享余庆的。像这样大鸣不平，是断然不能允许的。”我在张景惠的侧近十数年，从未见过以这样激昂的声调讲过话。正因为这样，那整然危坐令人生畏的关东军的猛士们，也为之哑然，而会议也在这一喝之下，宣告了闭幕。
“仇日之深不如恨走狗之切。”周保中1939年9月15日日记中的这句当然不无前提的话，也是代表全体抗联官兵说的。
伪第5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静修，原是黑龙江省国防警备处参谋长，曾随马占山抗战。1932年1月，代表马占山与日军谈判时，如离弦之箭，一去不归。
王静修的秘书岛村，被他称为“顾问”，并让这位顾问搬到自己的办公室，把自己的印章交给岛村。各处处长送来文件，请司令官审阅批示，王静修就说给顾问吧。岛村也不客气，就代阅代批。有什么事请示，王静修问顾问知道了吗？说知道了，他就说按顾问的意见执行吧。有部下说：岛村是个文官，不懂军事，出了问题怎么办？王静修说：他有特殊使命，日本人嘛。
一次酒酣耳热之际，伪治安部大臣邢士廉的顾问元泉馨，拍着邢士廉的肩膀说：大臣，你就好好地喝酒好了，一切事都归我来做。我就是大臣的“太太”，家务事全有我呢，你就高高安坐当主人吧。邢士廉笑道：我有你这样的“贤内助”，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喝酒了。
伪第3军管区中将司令张文铸，原是黑河镇守使署参谋长，人挺正经，生活也检点。当了汉奸，为了使主子放心，竟捧起杆烟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