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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5
假聪明,真笨蛋
50年代初期,我曾经短暂地害过一种中年人的通病:
我到处做关于科学哲学的演讲——像科学如何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它如何提供你新的世界观、赋予人类很多机会及力量等等。可是问题是,看看那时刚出炉不久的原子弹,大家就应该想想,让人类具备这么多的力量,到底是件好事还是坏事?此外,我也在思索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受邀到纽约参加一个研讨会,谈论“平等之道德问题”。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为年纪较大的人在长岛开过一次研讨会,今年他们却决定找一些较为年轻的人,一起讨论他们在其他研讨会上总结出来的论文。
在我出发之前,他们寄了一份书单给大家,那是“一些你也许会喜欢看的书;如果有哪些你想介绍其他人看的书,也请寄来给我们,我们会把书收藏在图书馆里,好让其他人也能读到。”
收到这份书单之后,我从第一页开始扫瞄下来:列在那里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我觉得有点不妥——我根本不适合参加这个研讨会嘛。我继续看第二页:还是一本都没读过。看完了整个书单,我发觉他们列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看来我一定是个什么白痴文盲了!那里列了许多很好的书,像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的《谈自由》(on freedom)等等。不错,那里有几个作者的书我是读过,有本书是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写的, 另外还有薛定愕和爱因斯坦,可是爱因斯坦写的是《我的晚年》
(my later years),薛定愕写的则是《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跟我以前念过的作品都不一样。因此我真的觉得自己有点不自量力,我真的不该参加那个聚会的。
也许我到时就乖乖地坐在旁边,多听少说吧。
我跑去参加了第一次的入门会议,会上有人站起来,说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有点不清不楚的——什么跟道德、平等有关的,但我听不懂问题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方法证明,不同学科的人也能沟通和对话。”他们请来了国际律师、历史学家、耶稣教会牧师、犹太教士以及科学家(那就是我了)等等。
立刻,我的逻辑思维就开始这样推理起来:第二个问题可以不理,因为如果这行得通,就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就行不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话,我们就根本用不着去证明大家能否对话,去“讨论”我们能否对话了!因此,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但那个问题我听不懂。
我正准备举手问:“能否请你把问题定义得清楚一点,”
但我又想,“不,我才是什么都不懂呢,我最好还是先听别人说吧,不要又惹出麻烦来啦。”
知识的支离破碎?
我参加的分组要讨论的是“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
而在小组会议中,那位耶稣教会牧师总是在谈论“知识的支离破碎”。他会说:“教育平等之道德的真正问题,乃是在于知识的支离破碎。”这位牧师说的跟13世纪时的情形有关,当时教育乃是由天主教会主控,世界简单得很。
上帝高高在上,一切都来自上帝,一切都很有系统。但是到了今天,要把一切都弄明白并不那么容易,因此知识变得支离破碎了。我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跟“一切”无关,但他从没有把这“一切”定义清楚,因此我也无从论证。
最后我问:“跟知识的支离破碎相关的,到底是哪些道德问题?”他的回答却只是一团团的迷雾,我说:“我听不懂,”但其他人都表示他们全听得懂,并且试着要解释给我听,但他们根本说不明白!
于是小组里的其他成员叫我写下,为什么我不觉得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个道德问题。回到下榻的宿舍,我尽其所能、很仔细地写下在我心目中“教育平等之道德问题”大概是指些什么,我又举了几个我猜是跟我们主题有关的例子。例如在教育中,我们总是造成更多的差异。如果有人在某方面很行,我们的教育制度会帮他发展这方面的才能,结果造成差异,即不平等。这是合乎道德的作法吗?我再举了几个例子之后,说虽然“知识的支离破碎”是一大问题,因为世界确实很复杂,使得学习十分困难;可是就题目本身来说,我不明白知识的支离破碎,跟教育的平等之道德问题有什么关联。
第二天,我在会议上提出我的论点,他们说:“是的,费曼先生提出了一些很有趣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讨论;我们暂时把这些观点存档,以后再讨论。”他们全搞错了。
我在尝试把问题定义清楚。研讨会之所以开得毫无头绪,主要是因为他们连题目都没有明确地界定,因此大家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会中有一个社会学家写了一篇我们都要读的论文,他来开会之前就写好了、我一读他的文章,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我根本看不懂他在写些什么!我猜那是因为我没有读完书单上的书。我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不够格”,但最后我跟自己说,“停下来,慢慢地把一句话读完,好好弄清楚到底它说的是什么鬼东西。”
于是我停下来——随便地停——仔细读那句话。记不清它的原文了,但跟这很接近:“社会区域的个体分子常常透过形象化的、符号化的渠道获得信息。”我反复地读,把它翻译出来。你可晓得它是什么意思?“大家都阅读”!
再读下一句,发觉那一句也可以翻译出来,整篇文章便变得空洞万分了——“有些人阅读;有些人听收音机”
之类;只不过他用些很华丽的包装,因此一开头根本看不懂。等我终于把它翻译出来之后,发现它根本什么也没说。
会议中只有一件还蛮有趣的事。会议上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那么重要,重要得他们安排了个速记打字员在那里,把每句话记录下来。会议的第二天,速记员跑来问我:“你的职业是什么?一定不是个教授吧。”
“我就是个教授。”我说。
“哪一方面的教授?”
“物理——科学方面。”
“噢!这就是原因了。”他说。
“什么的原因?”
他说:“你看,我是速记员,我把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但他们说的我全都听不懂,而每次你站起来问问题或者说些什么,我却能完全明白你说些什么。因此我原本以为你不可能是个教授!”
不了解身处的年代
会议期间有一次聚餐,餐宴中有位神学院长发表演说。
他看来人很好、很“犹太”,演说讲得很好、很有技巧。
因此虽然现在回想,觉得他说的话很荒谬,但当时他的论点都很清楚和正确。他谈到各国福利分别很大,因此构成嫉妒、进而引起冲突;现在我们又制造了原子武器,一发生战争我们就完蛋。因此正确的解决办法,是减少各地的差异,迈向和平;而由于美国拥有这么多资源,我们应该把东西送给其他国家,直到均富状态。大家都留心倾听,充满了牺牲之情,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但还没有回到宿舍,我就醒过来了。
第二天,我们小组有人说:“我觉得昨晚那场演说很好,我们应该全力支持它,它应该成为我们研讨会的总结论。”
我说,把资源平均分配的想法,乃是基于世界上资源有限的理论,而不知怎的好像我们从穷困国那里掠夺了很多东西,因此应该送回去给他们,但这个理论并没有考虑各国出现差异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是:发展生产食物的新技术、新机械,以及用来做很多事情的新机械;而发展这些新事物的先决条件,是聚集资金。重要的是制造东西的能力,而不是那些东西本身。不过,现在我明白,这些人都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点都不懂科学,不懂得技术为何物,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身处的年代。
这场研讨会令我的情绪变得那么紧张,以致我在纽约的一位朋友,必须努力使我镇静下来。“喂!”她说:“你在发抖呢!你真是发神经!放轻松点,不要看得那么认真,往后退一步,把事情看清楚一点吧。”我回想在研讨会发生的一切,想它是多么的荒谬,一切便不那么坏了。
要是有人再邀我参加类似的会议,我一定逃之夭夭——绝对不要!不要!但直到今天,我还是接到这种邀请。
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检讨这次会议。其他人拼命说他们收获多丰富、会议多成功等等。他们问我时,我说:
“这个研讨会比做洛殊查测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