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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例子，是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 的实验了。他测量了中子蜕变时从不同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我们的理论预测，这些数目全都一样，但他却发现从某个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比其他的多了１１％。特勒第是个极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也很小心仔细。有一次，当他在某个地方做演讲时，他提到我们的理论说：“做理论的人的毛病是，他们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实验上！”
特勒第也写信给我们，语气虽然不完全是责备，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是错的。信末他说：“这f－g（指feynman－gell…mann）理论是完全不f－g（指fit…good，吻合的意思）。”
葛尔曼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也知道特勒第是个很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我说：“我们等。”
两天之后，特勒第又写了封信来，他完全改变立场了。
从我们的理论里，他发现：他忽略了实验中，从中子朝各方向反弹的质子并不一致；他假设那在任何方向都一样。
他把我们理论所推测的修正值取代他原先在用的数据，结果完全改观，实验和理论完全吻合。
我知道特勒第很优秀，和他争论是很吃力的。但那时候，我已深信他的实验数据出了问题，而他自己会把它找出来——当然他比我更懂得找这错误了，因此我说我们不要尝试找出问题，只要耐心等候便可。
不轻信专家
我跑去告诉巴查教授，告诉他我们的成功。他说：“是的，你们提出了中子——质子耦合是Ｖ而不是Ｔ，而以前大家都以为是Ｔ。到底是哪一个实验说是Ｔ呢？你为什么不检查一下以前的实验，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我跑去把最先说那应该是Ｔ的论文找出来一看，立刻大吃一惊，我记得以前看过那篇论文（那时《物理评论》
还不很厚，我每篇文章都读），而当我再看这篇论文，看到那些图表时我想：“那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图表中的曲线取决于数据范围最边边的一两个数据点——通常这些点都比较不可靠。而我清楚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篇论文时，就曾经想到过这一点！
当我开始思考贝塔衰变这问题时，我读了许多由“专家”写的报告，全都说那是Ｔ。我从来没有看看最初的数据，我只是像中了毒般去读其他的论文。如果我是个真正优秀的物理学家，在罗彻斯特想到这问题时，我就立刻会看看“到底Ｔ的说法有多可靠？”——那才是明智之举。
我会立刻看出，我早已注意到那个图表有问题。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理会由“专家”做出来的结果。
我总是自己动手计算每一步骤。当大家说夸克理论很不错时，我找了两位博士——瑞夫道（finn ravndal）及奇斯林格（mark kislinger），跟我一起检查所有的理论，以确定它给的结果能跟实验结果吻合，以及它确实是个重要的好理论。我再也没有犯相信专家意见的毛病了。当然，你只能活一次，于是你犯该犯的错误，学习什么不该做，你的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3
我就是不要签
有一次，附近市立大学教科学的老师跑来，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学校演讲，酬劳是50美元。我告诉他，我担心的不是钱：“你说是‘市立’大学，对不对？”
“不错。”
我想到以往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往往需要应付一大堆例行文书程序，便笑起来，说：“我很乐意做演讲，但是有一个条件，”——我故意卖个关子，再继续说下去——“就是我最多只会签13次名字，而且那还包括兑支票时签的一次！”
他也笑起来了：“13次！没问题。”
开始进行了。首先我要签署一份文件，说我确实忠于政府，否则就不能在市立大学里面演讲，而且我要签两次。
接下来，我要签一份愿意放弃什么权利之类的东西——记不清楚了，是给市政府的。不多久，签名的数目就开始增加。
此外我又要签一份文件，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教授。
当然，由于这是市政府的事，他们要确保主事者不会偷偷地找自己妻子或朋友来演讲，甚至根本拿了钱不请人来演讲。他们要保证很多事情，签名次数便一直增加了。
起先笑起来的那位老师也紧张起来，但最后刚刚好，我刚好签了12次，剩下一次可以用来签支票；于是我就到他们学校履行诺言。
签了13次
几天之后，那位老师把支票带来给我，但他额角冒着汗；因为除非我先签一张表格证明我真的做了演讲，否则他就不能把支票给我。
我说：“如果我签了这张表格，我就没法兑现支票了。
你也在场，演讲你也听了，为什么你不能签？”
“先生，”他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
“不。我们一开头就讲好这样安排的。那时我们没想过真的会到13次，但当时我们双方同意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到底。”
他说：“我已经很努力，问过很多人了，什么方法我都试过了；但他们都告诉我没办法，你不签这表格就没法拿到支票。”
“无所谓，”我说：“我只签了12次名，演讲也讲了，我可以不要那笔钱。”
“但我很过意不去。”
“没关系，我们讲好的，不要担心。”
第二天他打电话来：“他们不能不给你那笔钱！款项已编列出来，他们非把钱给你不可！”
“好吧，如果非这样不可，就让他们把钱给我吧。”
“但你要在表格上签名。”
“我不签那表格！”
他们全被卡死了。在他们系统里，像这样的一笔钱——该付给这个人却因为他不肯签名而无法付——简直无法处理！
最后，事情终于摆平了。过程拖了很久，也很复杂。
总之，我用我的第13次签名把支票兑现了。
会议在哪里？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出远门时我总会很大意，记不得邀请我的人的地址、电话，甚至任何跟东道主有关的事情。
每次我都以为会有人来接我，或者同行的人很清楚我们要往何处去。不过事情也往往会化险为夷。
1957年间，我去北卡罗莱纳大学参加一个讨论重力的研讨会。我的责任是以另一门物理专家的身份来讨论重力物理。
由于我无法参加第一天的会议，因此当我从飞机场走出来时，已经是会议的第二天了。我走到叫出租车的地方，跟那人说：“我要到北卡大学。”
“你说的是哪一所，”他说：“在瑞阿里的北卡州立大学呢，还是在教堂山的北卡大学？”
不用说，我完全搞不清楚。“它们在哪里？”我问，心想这所跟那所的位置应该很接近。
“一家在北方，另一家朝南走，路程都差不多远。”
我身上没带任何资料可让我弄清楚究竟是哪一所，而周围也没有像我那样晚了一天才赴会的人。
我灵机一动。“听着，”我跟出租车站的人说，“会议是昨天开始的，所以昨天一定有很多人路过这里去参加研讨会。让我形容一下这些人，看你有没有印象：他们多半有点迷迷糊糊的，边走边谈，不大理会自己究竟往哪个方向走，谈话内容都是‘几——苗——鸟，几——苗——鸟’的。”（注：“几——苗——鸟”为Ｇμν的音译。
μ、ν是希腊字母，而Ｇμν则是重力物理里一个常用符号。）他整张脸都亮起来了，说：“你要去的是教堂山！”
他挥手招来出租车，“带这位先生去北卡教堂山分校。”
“谢谢！”我说，顺利地抵达会议所在地。
。。！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4
生
如果科学就是艺术
有一次，我在宴会中表演桑巴鼓。我愈打愈起劲，有个家伙特别受到鼓声的感染，走进浴室，脱掉上衣，把刮胡膏挤满在胸前，弄成一幅很滑稽的图案，又把樱桃挂在耳朵上，跑出来狂舞。当然，我立刻和这疯子成为好朋友了。他叫左赐恩（jirayr zorthian）， 是个艺术家。
我们经常讨论艺术和科学。我会说：“艺术家是迷失的一群，他们没有任何实在的对象！他们曾经以宗教为对象，但是现在他们失去了宗教，一无所有。他们不了解眼前的科技世界，他们一点也不懂得真实世界之美——亦即科学世界之美——所以在内心深处，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画。”
而左赐恩则会回答说，艺术家不需要具体的实物，他们满是各种可以用艺术表达的感情；而且艺术可以是非常抽象的，更何况当科学家把自然分解成数学方程式时，他们同时也摧毁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