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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把那东西从头看到尾，发现它真的很明显简单。我只是一直害怕去读它，总觉得它太深奥。
“我全部明白了”
这篇论文提醒了我很久以前做的一些研究，那是跟左右不对称方程式有关的。现在再来看李政道的方程式，我发觉他的答案比较简单：所有东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就电子及渺粒子（muon）来说，我的推论预测跟李政道的一样，除了我把某些加减号颠倒过来而已。当时我没想到：其实李政道只不过讨论了最简单的渺粒子耦合例子，并没有证明所有渺粒子都向右旋；但按照我的理论，所有渺粒子会自动右旋。因此，事实上我的推论比他的更上一层楼了。
我的加减号跟他用的颠倒，但我没意识到我其他部分全都弄对。
我又做了几项预测，全是些还没有人想到过用实验验证的情况。可是当我考虑中子和质子，进行计算时，我的结论无法跟当时已知的中子与质子数据互相印证。这部分有点儿麻烦，不好弄。
第二天回到会场，有个叫凯斯（ken case）的大好人，把他发表论文的时间分了５分钟给我，让我报告这些新想法。我说我相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又说电子和渺粒子的正负号用反了，此外我还在努力解决中子的相关问题。有些实验物理学家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的预测的问题。会议之后那个暑假，我就去了巴西了。
再回到美国之后，我立刻想知道贝塔衰变的研究进展得如何了。我跑到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但她不在，另一位女士给我看了一些数据，却没有帮助。在我的模型中，电子在贝塔衰变中应该都是左旋的，可是实验显示有时出现右旋的情况。全都对不起来。
回到加州理工，我问那些做实验的，贝塔衰变情况到底如何了。还记得詹森（hans jensen）、维普斯塔拉（aaldert wapstra）以及贝汉姆（felix boehm） 三人请我坐下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以及他们得到的数据。由于我很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用心的程度，因此我比较看重他们的数据。他们的实验结果还蛮一致的，但加上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就变得乱七八糟了。
最后，他们把一切数据都交给我说：“目前情况是那么的混乱，甚至一些已定论多年的理论都被怀疑了，像中子的贝塔衰变是否仍是和Ｔ。一切都乱七八糟。葛尔曼说那可能是Ｖ和Ａ。”
我从小板凳上跳起来：“那么我全——部——都明白了！”
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在罗彻斯特会议碰到的困难，正是在中子与质子蜕变时，除了好像应该是Ｖ和Ａ而不是和Ｔ之外，其余一切理论都吻合了。因此，现在我的理论完备无瑕了！
迎头赶上
当天晚上，我就用这个理论把一切都计算出来。首先我算出了渺粒子和中子的蜕变速度。如果理论正确，这两项数字之间应该出现某种关联。我的结果跟应有的答案相差9％。那已很接近了，只9％。好像应该更接近的，但9％已够接近了。
我继续检查其他的一些计算，全都符合，再计算新的东西，也符合。我兴奋极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知道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自然定律。
（当然那不全对，可是后来才发现葛尔曼、苏打山以及马夏克等人也推演出同样的理论，并没有破坏我的乐趣。）在这之前我做过的工作，全都不过是把别人的理论拿来，改进其中一些计算技巧；或者是利用什么方程式，例如把薛定愕方程式（schrodinger equation）用在氦现象上面。那里牵涉到的问题只不过是：你有这方程式及现象，它们如何运作？
我想到狄拉克（paul dirac），他也一度单独“拥有”
他的方程式——用以说明电子现象的方程式。而现在我也拥有这个新的贝塔衰变的方程式。它没有狄拉克方程式那么耀眼，但它也很不错。这是我唯一一次发现了新定律。
我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妹妹，谢谢她建议我坐下来好好地读通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论文。经过了一段不安和觉得事事落于人后的日子，现在我终于觉得已经加入大家的行列了；我也有新发现了，全由于她的建议。很感谢她，我重新回到物理之路上了。我告诉了她一切，除了那９％的差别。
我十分兴奋，不停地计算，而事情就如流水行云般顺利：一切都自动吻合，毫不牵强。到这时候，我已开始忘记那９％的事情了，因为其他一切都那么顺利。
要物理不要朋友
我坐在厨房内窗旁的小桌那里，一直工作到深夜。愈来愈晚了——大约凌晨两三点。我努力计算，得到很多相互吻合的结果。我在思考、我在专心，外面很黑、很静……突然窗口上“搭搭搭搭”地响起来。我一看，那里有一张白白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寸，我惊吓之下便大叫起来！
原来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很生气，因为我度假回来却没有立刻打电话给她。我让她进来，尽可能解释我正在忙，我刚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理论。我说：“请到外面去，让我把它完成。”
她说：“不，我不想打扰到你。我去客厅坐好了。”
我说：“好吧，但这不容易。”
她没有真的坐在客厅。最好的说法是她蹲在角落把手盘起来。不来“打扰”我。她的目的当然是要打扰我！而她成功了。我很生气，我受不了了。我必须继续计算下去，我在进行一些很重大的发现，精神亢奋；而起码在这个时刻，那比这位女士还重要。我忘记后来怎样让她离开了，总之并不容易。
再工作一些时候，真的很晚了，觉得肚子非常饿。我走到街上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小餐厅。以前我经常都这样深夜去吃东西的。
曾经有很多次我被警察拦下来，因为我会边走边想，然后停下来——有时想得连走路都没法走。你得停下来澄清一些事；有时也会伸双手，自言自语地说：“这跟这的距离是这样，然后这会那样……”警察看到了便走过来问：
“你叫什么名字？住哪里？你在干嘛？”
“噢！我在想东西。对不起，我住这里，经常去这餐厅……”后来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也不再拦我了。
走到餐厅，一边吃东西，一边还是忍不住兴奋地告诉那里的一位女士，我刚有了一项大发现。她却开始说，她是一个消防员或什么的妻子，很寂寞——但我没兴趣。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地相互交错。
兴奋的一刻
第二天我跑去找维普斯塔拉等人，告诉他们：“我已全弄出来了，一切都符合无误。”
克利斯蒂也在那里，他说：“你用的是什么贝塔衰变常数？”
“某某书里的多少多少。”
“但那已不对了。最近的实验显示那数字有７％的误差。”
我想起那９％了。我好像在预言什么一样：我在家里用这理论计算，它说中子衰变有９％的差别，第二天却有人告诉我，我引用的贝塔衰变常数有７％的差别。但重要的是，改变将会是从９％变成１６％呢（那就不好了），还是从９％变成很理想的２％？
就在那时，妹妹从纽约打电话来：“那９％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发现出现了新数据……７％……”
“往那边改？”
“我还在问，我再打电话给你吧。”
我兴奋到无法思考，好像在赶搭班机一样，根本不知道晚了多少。你实在赶不上了，突然旁边有人说：“现在是日光节约时间呢！”对，但究竟是往前拨一小时还是往后拨一小时呢？在太激动的时候是想不出来的。
克利斯蒂走进他的房间，我走进另一个房间。我们都必须静静地想一想：这往这边改变，那往那边改变——这并不太困难，真的，只是很令人兴奋。
克利斯蒂出来了，我也从房间走出来，我们都同意：
相差将会是２％——在准许的实验误差之内。毕竟如果他们才刚把常数修改了７％，那２％极可能就是误差。我打电话给我妹妹：“２％。”理论正确。
（为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其实相差只有１％。
后来卡比布（nicola cabibbo）把这点澄清。因此那２％也不全是实验误差。）葛尔曼综合了我们的想法，写成一篇论文。这理论还蛮可爱的，它不困难，却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就像前面说过，当时有很多很乱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还会宣称，哪些实验有错误。
最好的例子，是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 的实验了。他测量了中子蜕变时从不同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我们的理�